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保守？

    陈丹青:在我们这里，定义“保守”，很麻烦。我们会说怀念计划经济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为那个年代曲意辩护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进的新说，而在本土被目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属西方的传统右翼价值观……文艺圈，沿袭70年代创作教条也会被讥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认同古典传统，譬如试图从宋元明清汲取资源的国画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种新机。

    中国大致有两种“保守观”，一是指“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化大统的指控，并被组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一是改革开放后，谁要是认同此前30年，通常也会被目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许多人错了又对了，对了又错，总之，在中国，“保守”是个被说坏掉的词。“文革”时期说你保守，轻则批判，重则交付政治裁决，多少干部学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来，“保守”一词仍不光彩，在政治领域意谓抵制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新一轮文化激进主义持续升温，唯“新”是从，你曾听哪位艺术家坦然自称“保守”吗？

    《新周刊》:你自己是否一个保守的人？

    陈丹青:论绘画实践，我是个“保守”的人。“文革”结束后，文艺创作大趋势都是摆脱过去，迎向现代，可我回头追寻19世纪现实主义，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恋广义的传统艺术和古典美学。如今有评论认为“西藏组画”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很另类，甚至“前卫”。假如“前卫”、“另类”是指在那个年代试图摆脱教条，是的，我做了那样的事，但绝无“创新”之念。“文革”教条就是以“创新”一说给逼出来的，所以我厌恶，并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在中国，“创新”也是个被说坏掉的词，一如“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左派”与“右派”……都是被糟蹋的词语。曾经绝对意味着政治后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词语的威胁感逐渐消褪，但有时仍被挂在嘴上，变成欺世之辈或迂腐之人的大话、空话、废话，或转成实用的谎言——早先，革命文艺家们对“创新”多少有点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艺界学术圈，则“创新”一词是个心照不宣的圈套，成为利益垄断的交换筹码之一。当我在学院表格看见“有何创新成果”一栏，我立即明白：又一个词被糟蹋，同时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写稿子不用这类词语。即便用，我会加上引号或“所谓”二字，留出怀疑讽刺的余地。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陈丹青:“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你要是参加过50年代直到“文革”的各种会议，听过领导或艺术家的发言，你会非常熟悉这句话。可我看不出中国文艺曾经清醒地面对——更别说解决——所谓“保守与创新的关系”。

    有些艺术家只认传统作品，拒绝新艺术；有些则一味崇尚新玩意儿，对20世纪之前的艺术毫无感觉，不幸这类偏见与偏执，太多了，绝不仅止艺术。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新周刊》:你反对什么类型的创新？你赞赏什么类型的保守？

    陈丹青: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这也是我辈听得太熟的句式，属于官话。事实是，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各国都有保守主义、保守分子、保守势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带来的价值？

    陈丹青:在现代国家，保守派与革新派是一组真实的张力，有效换取平衡，至少，民众在具体而微的事物——预算、税赋、福利、堕胎等等新老问题上——有所选择。最近我回纽约探亲，赶上大选，希拉里和奥巴马不都是同党么？那份死缠烂打呀！可是民众那么当真，分成两半，人山人海，所到之处，摇旗呐喊，闹半天，还没跟共和党候选人，那个70多岁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谓保守势力——交手呢！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还是说纽约。在我回去的一周，纽约最重要的现代画廊老板玛莉·布恩刚刚以她在中城与下城的画廊，分别为两位中国人——艾未未、刘小东——开办个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汉现代美术馆隆重举办蔡国强巨型回顾展。邀请三位中国人占据他们最显要的画廊和美术馆，本身就是大胆创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会美术馆正举办中国14世纪书法专题展、法国17世纪宗师蒲桑和19世纪大师库尔贝特展……以上节目只是本年度纽约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边有所“创新”，哪边趋于“保守”，这一切构成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