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安瑟·基佛作品，画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于战后德国，八十年代成为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作品进入拍卖市场时年仅四十岁左右。 （本版图片提供：陈丹青，2007年摄于巴黎蓬皮杜现代美术馆）

    作者：张英 实习生 陈军吉

    “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外界很少谈到。山东，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几百万，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求爷爷告奶奶，画拿到了，转手递上去。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是家里的字画。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正常吗？只要是国情，别问正常不正常。”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岳敏君那幅穿上教皇结婚袍的自画像在伦敦以428万美元成交，在接下来的苏富比香港秋拍会上，他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以3168万港元成交；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而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牧羊人》仅以187万元成交。涨的不光是岳敏君、陈丹青。还有蔡国强、刘小东、杨少斌等当代术家，他们的画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

    全球著名的美术基金负责人、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菲利蒲·霍夫曼 (Philip Hoffman)说，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眼光足够好，你买的一幅画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另一位美国曼哈顿的艺术品收藏家Sue Stoffel则说自己的藏品价格已上涨了100倍，而她还认为“上涨才刚刚开始”。

    艺术家艾未未说，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从2000年前后至今，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大约上升了100倍；两三年前，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而今已经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更是空前的活跃。

    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这一幕，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电影是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文学的高行健、哈金、莫言。美术领域里的“中国世纪”真的来了吗？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

    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是不是很高兴？

    陈丹青：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拍卖是商界的事啊，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

    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得了点钱，就会被关注。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张小刚、岳敏君的画，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我不会摆阔，也不想装穷，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我想了半天，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我当然高兴，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你看，近几年我不送拍，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有流拍的，有卖掉的，有别人转手的，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这很正常，这就是市场，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不是问艺术家。

    南方周末：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

    陈丹青：负面作用？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我该赶紧放弃写作，多画画，多挣钱，可近年画价高上去，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

    市场是有规定性的。你看张晓刚、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不肯受制于市场，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标志性”作品。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再也不画了。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这种事要下决心的。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说得好听点，就是人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