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概念在欧美的不同时期以及在哲学、视觉艺术、社会学和宗教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但是作为视觉研究应该在工业社会、现代国际政治、知识分子乌托邦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背景下回到一个具体的情感和美学的更基本的层面，这样，视觉征候的现代性在于它的主体构成的发生模式，而不是看某个单一的视觉图像谱系上的形式上的区别性特征，或者情感上的区别性形态，比如现代主义的孤独和颓废。 如果承认中国在20世纪处于国际政治、现代思想和工业社会现代性架构下的话，那么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美学、情感和空间形态上并不是欧洲式那种纯粹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它事实上是一种混合型的美学现代性：比如在解放区，现代知识分子精英参与解放的空间主要在农村，并在那里建立了一种混合着浪漫主义美学和英雄主义情感的现代性自我，与上海城市文化的虚无感、市民主义和颓废色彩构成对照，这种文化潜在的隔阂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解放区既具有现代政治体制，也具有早期近代社会主义想象的社会实验。

　　除了像鲁迅这样的具有现代主义孤独和在整体思想上与传统断裂的自我分裂特征外，被殖民和半殖民的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西方意义的现代主义美学和自我主体，但具有自己的现代性。

　　两区的木刻在图像模式和美学上，事实上对1949年以后连环画、招贴画、油画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像丁玲的解放区小说对后来主流小说模式起到的原初模式在意识形态具体表现的示范作用。这表明非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没有在现代思想上找到与传统渊源的逻辑联系，而只是在美学、情感和空间经验上建立了自己的具体的发生模式。这种模式在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实用价值观下，吸收了外来的意识形态、新的现实系统下产生的新情感以及一套变体的被改造使用的话语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性想象。但这种现代性与1949年以后的国家性想象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它更多的带有一种自由主义精神。

　　以都市文化和工业经验作为背景的现代性，在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实际上是以一种断裂的、局部的和精英的方式发生的。在视觉艺术层面，中国近代（明清时期）的绘画和雕塑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脉络向现代转变，清代末期的油画在广东开埠口岸的全景图和北京上层的肖像和生活画面两个方面找到了一种近代美学格调。但在图像概念层面实际上只是一种拼合，近景的单点透视和远景的散点透视在形态上十分协和地不露声色地结合在一起，至少从图像概念说，以巴黎为中心在19世纪末以突破单点透视为基础的现代绘画运动，对中国的绘画概念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单点透视在中国19世纪以前的绘画中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此，视觉现代性在20世纪初一开始与中国近代视觉自身的演变脉络没有关系，就像两区的木刻，它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社会革命、民族解放和政治动员的现代政治中，只有政治体现出最完整最前沿的现代性经验，而视觉艺术在中国寻求现代政治革命的政治参与和结构经验的表达中获得了现代性。这种视觉现代性主要是以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在想象性层面的政治参与方式产生的，它没有以现代政治启蒙、现代都市和工业化经验的普遍传播、视觉观念自身的内在需求作为产生基础，更多的是出自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直接的政治诉求和自我表达，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和民族自由主义的现代性。

　　三、返回启蒙时期：1949—1976年间政治的符号帝国

　　现代性从18世纪西方开始，首先表现在卢梭等人的关于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启蒙主义层面；在19世纪后期则主要表现在巴黎的都市文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形态的变化；20世纪初，都市的边缘文化，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动力机械带来的速度和距离的时空经验的诸多改变，以及摄影和电影的兴起带来的视觉和美学经验的冲击，导致视觉自身开始了现代性变革。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按照这样一个现代性扩散时间和层面的梯级顺序进行演变，现代性文化一开始是以像上海租界这种半殖民地方式局部植入的，形成一种与上海以外地区的前现代和前工业化形态共生的关系。上海也许有20世纪上半期巴黎的现代都市经验，但它只是一种城市现代性，在城市和国家之间缺乏结构性的国家现代主义的总体经验，或者是一种前工业化国家结构内的孤岛经验。真正意义的结构性的都市文化实际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普遍产生的。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抵抗前，城市的都市面貌和大众文化的现代性仅限于上海等少数拥有租界的城市，直到抗战以后，现代性才通过民族和政治动员所必须的现代政治组织方式成为一种国家性的政治层面的结构经验。

　　那么，如何看待1949年到1989年的视觉现代性？从1949年到1976年实际上是一段重返启蒙的时期，但它又是以政治帝国的文化模式表现出来的。

　　从1949年到1976年间的视觉现象看，个人性的或者个人主义的视觉创作开始为政治大众文化创作所取代。在这一段时期，政治宣传体系通过行政系统的政治组织动用了连环画、城市雕塑、招贴画、陶瓷、像章、瓶画等一切通俗文化的形式。政治帝国和政治意识形态在叙事和视觉层面转换成具体的想象性经验，是这段时期视觉文化的一个核心功能。

　　启蒙主义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解释了现代国家构成的法理基础是社会契约，而这个契约又是以反宗教和皇权的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和私有民权为出发点的。另一个层面是从边沁到马克思的现代主义国家理想，即国家在政治上是一个全景监控的体系，可以通过合理化的科层体系，按照一个乌托邦大计划进行统一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