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宾
2008年1月7日，徐冰正式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长期旅居“海外”的“前卫”“艺术家”参与“学院”的“行政管理”！
消息一出，当代艺术界哗然，“哗然”在意料之中，徐冰的就任直接打碎了当代艺术界诸多幻觉，将一些人在“梦”中刺“痛”，至于能否刺“醒”，全看他们的反思能力了。
当代艺术界有三个顽疾，徐冰上任恰恰提供了反思这三个顽疾的契机：艺术英雄情节，前卫神话，中西之间的鸿沟。
一、对现代主义模式的英雄情节的冲击
西方现代艺术史塑造了诸多英雄，最为中国艺术家所熟知的是凡高、高更、塞尚。三人身上集中体现了许多人对“艺术家”特质的想象：精神癫狂、不谙世事、离群索居、艺术至上——凡高一生不得志，自己割掉了一个耳朵，疯了后自杀；高更放弃了富足的生活，出走到了偏僻的塔西提岛，染上梅毒去世；塞尚性格怪异，与人难以相处，靠放高利贷的老爸养着，死后才声名鹊起。由于现今的美术史教学状况，三位后印象派画家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驱，仍是国内从艺者最为熟悉的艺术“英雄”。在时下的中国艺术从业者们中，仍有很多人模仿这三个人，以沾染上述习气为荣，认为这样便触摸到了“艺术”的本质，若不如此，便不是一位合格的艺术家。殊不知，艺术家的乖戾嚣张可能和其艺术成就没有联系。上述三例证明了这种联系，而大多数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无异，甚至远较谨慎和拘谨。
对现代主义艺术英雄推崇的背后是对现代主义艺术“自律性”的肯定。在罗杰•弗莱、赫伯特•里德、格林伯格的叙述中，艺术的“自律性”被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于是，现代艺术变成了一个封闭体系，在各种叙述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被不停地拉大，“艺术”变的纯洁化、单一化，乃至变成了“崇高”、“圣洁”、“真诚”的同义词，仿佛和世俗社会相隔万里。艺术“英雄”和自律性的艺术谱系相呼应，停滞在现代艺术自律的幻象中，于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变得顺理成章，这一口号正是诸多艺术从业人员的精神支柱。
徐冰的此次接受任命一定触痛了一些有“艺术英雄”情结的艺术从业者。在他们看来，徐冰以往的艺术经历恰恰符合了他们对于“艺术英雄”的想象：脱离学院、脱离当时国内相对压抑的环境，去“自由”的当代艺术之都纽约发展。而此次徐冰回到美院（在现代艺术史的叙述中，学院是“保守”的代名词），在一些人看来，是对艺术的背叛。其实通过徐冰的艺术经历我们可以得知，“艺术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他坚持的创作理念。徐冰一次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到：“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对我很有益处。我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认识，根本上说是来源毛泽东‘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是这样的。你最初的艺术教育，在你一生艺术工作中都会起作用——‘艺术为人民服务’不管在什么时代，在什么艺术概念下。我觉得，都是正确的。”（来自徐冰官方网站http://www.xubing.com，《徐冰：一个大艺术家的国际声誉和社会主义背景》）在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艺术之后，“艺术家”已经从“英雄”的幻象中走出。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更富开放性，纯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艺术家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及文化语境中有所作为，才能确立自己的艺术地位，而当代中国艺术界的艺术英雄情结只是一些艺术从业者悲凉的顾影自怜。
二、前卫神话的破灭
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前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一直和批判、独立、不合作等名词相连接，和压抑的艺术氛围、政治体制相对抗， 从而具有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特色。与“前卫”相抵牾的词语有“传统”、“学院”、“保守”等。
“星星画展”、85美术新潮”、“中国现代艺术大展”，20年80年代的前卫艺术彰显了反叛的个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除继续在国内拓展生存空间外，开始走出国门，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国际展览。在此过程中，“前卫”逐渐具有了耀眼的光环——既是一种批判的姿态，也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身份。在以往的当代艺术批评中，“批判的姿态”已经被赋予很多“意义”，在此就不赘述。但作为一种“炫耀的身份”，似乎没人指出。在笔者看来，“前卫”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问题意识。前卫必须有文化指向性和批判性。（二）作品具有增加“艺术”概念内涵的能力。但令我失望的是，一些所谓的前卫艺术家是在比酷斗狠，一些前卫的艺术作品是在争奇斗艳。
在中国对待“前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保守势力认为“前卫”太前卫了，是无聊的挑衅和胡闹；热衷于当代艺术的人士认为，非前卫不足以表明自己的不合作姿态，艺术必须前卫，才有力量和价值。转眼过了世纪之交，值得反思的是：“前卫”和“艺术”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当前卫变成一种无指向的批判，一种无厘头的躁动，一件只供炫耀的唬头，一种满足破坏欲望的由头的时候，前卫的意义何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