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宾
（一）
图像式绘画已经成为时下流行一种的绘画风格。笔者认为，轻率的符号照搬与歇斯底里的自我发泄是这类作品的两个顽疾。除了商业利益的驱动外，以绝对真理为诉求，由此衍生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这一绘画风格的流行关系密切。在此类思维惯性的支配下，画家缺少了感受具体现实，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符号的占有”与“骚情的放任” 成为画家安身立命之本：有些画家选取图像符号进行再加工，创作过程单调乏味，大脑却在忙里偷闲；还有些画家把青春当作“骚情”的资本，错把主观情绪、身体体验的发泄看作艺术家的真诚表达，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而不是骂街泼妇、淫疯病人。
王广义是最早借用文革图像资源进行创作的画家之一，他把“大批判”中的人物形象与著名国外商标之间进行了嫁接，反映了其“批判”意识。“批判”不仅是文革的特有用语，熟悉建国后意识形态的人都会对“批判”一词心存余悸，但同时又对它再熟悉不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本来就是政府发动政治运动的口号。王广义以其成功证明了搬用图像符号进行图像绘画的可能性。时下很多年轻画家仍然沿用这种创作思路进行创作，很多画家出生于70、80年代，但他们对“文革”图像资源的理解和阐释却和王广义一代人没有区别。生长经历、知识结构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却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使人感觉啼笑皆非。很多年轻画家在证明王广义的创作思路的可行性，其实是在为王广义的作品做注脚而已。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符号”作品的大量涌现。一是商业利益的推动，尤其是海外资本的推动。对于外国人来讲，“符号”式作品更容易识别。因此创作“符号”式绘画的画家更容易受到海外收藏家重视。但是让人感到可悲的是，外国人挑选中国艺术品的标准竟促成了中国艺术家的绘画风格——艺术优雅与海外资本同时堕落。除了海外买家以外，国内买家多是近几年资产膨胀的新贵。由于中国艺术教育的先天不足，这些“新贵”本来就缺少基本的艺术品判断能力，易于识别的“符号”式图像绘画更成了他们的首选。促成“符号”作品大量涌现的第二个因素是以绝对真理为诉求，由此衍生的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急切地寻求一种绝对的终极理念和绝对的普遍真理。由此产生了“进步”、“落后”，“文明”、“愚昧”，“真理”、“谬论”，“现代”、“传统”等一系列被界定为绝对对立的概念。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里，作为主体的人感知到的是“对”、“错”分明的阴阳世界。在支持光明，反对黑暗的强烈冲动中，艺术家往往充当了社会革命家的角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在图像弥漫的当下，艺术家把自己植入虚拟的“二元世界”的直接结果就是选取图像进行虚拟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