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文

    光阴荏苒。我是1994年进入北大跟随罗荣渠教授学做学问的，算起来，那已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大脑不会分泌思想   

    初入罗门，印象最深的是罗老师高度重视读书。记得和罗老师见面不久，我们三名新入学攻读“现代化”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就收到一份罗老师编纂的油印书单，上面开列的必读书目，中文的、英文的，竟有一百多种。开学不久，罗老师又约我去他家，对我说：你以前是学社会学的，许多史学概念“不够清晰”，因此需要“补课”，将来你拿的毕竟是史学博士学位。他遂搬出若干种世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让我借回去逐一阅读，并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般地对这些著作的优劣成败加以评说，我当时听得真是“如醉如痴”。

    此后，罗老师每次见我，总问我读了什么好书，尤其是买了什么好书。罗老师的书斋以“上下求索书屋”为名，藏有大量中外文献。他曾对我说：“一个好学者，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资料体系，不能老指望跑图书馆。我拥有的图书资料，就基本上能满足我研究的需要。”在图书资料的搜购方面，罗老师不辞辛苦、舍的花钱。他几乎每周都逛书店，连北大周边的旧书店和街头旧书摊都不肯放过。罗老师虽然在生活上并不富裕，但他的许多藏书，包括英文原版书和港台版中文书，都是他在美国和台湾地区讲学时自费购买的。有些书，一本就相当于罗老师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无书不读，对新生事物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和好奇心，是罗老师读书的一大特点。一次到罗老师家，发现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读《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感到有些意外，于是说，没想到您这样的级别的学者，怎么还读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畅销读物；还说，这本书很可能是中国人假借外国人名义撰写的一部“伪书”。没想到我的话引发了罗老师的一番高论，意思大抵是：读书应无禁区。无论雅与俗，真与伪，能给人以启发，就是好书。1995年年初 ，罗老师因前病手术住院，问我有何书可供此时一读，我答曰，有陕西作家陈忠实新作《白鹿原》一卷，不错，只是有些“黄”。罗老师连说“没关系，快拿来。”后来再见到罗老师时，他直夸我给他推荐了本好书：“算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精品。”

    罗老师喜欢在读书时动笔，或圈点，或批注，甚至连错别字都一一加以改正。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罗老师为我们指定的必读书。但他几次说这本书翻译的不好。他手头上的那本，则根据该书的原文，对翻译不够准确的地方，逐一移译，并填补于空白之处。罗老师通德文，曾将中文版的《马恩全集》部分章节与德文原著对照阅读，并发现问题若干，曾说如日后有暇，当著文订正。

    “大脑不会分泌思想”，是罗老师为勉励吾侪多读书，经常挂在口头的话。他常说，读书不够充分，就难以发现问题；钻研不够深入，观点就难以立得住。一次和罗老师谈话，我引用了颜之推的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以佐证罗老师的一贯思想。对此，罗老师表示赞赏，并接着发挥说：“著书立说，穷尽一切资料是不可能的，语言就是一大限制。但要尽量多地占有资料。只有材料精确，完整、结论才有正确的可能。”

    讲话须加编辑

    罗老师带学生的方式不拘一格，或言传身教，或耳提面命，但使人有大收获的，还是参加他老人家主持的小型讨论课。罗门弟子博士生加硕士生五六个人，到罗老师书房，就某一题目在先生指导下展开讨论，唇枪舌战，各抒己见，次次都有新的启迪与收益，回回皆能“满载而归”。

    记得我等第一次到罗老师家上讨论课，就痛遭“棒喝”。我和几位同学在罗老师面前侃侃而谈、自我感觉良好的“讲演”，非但没有收到罗老师的好评，反而受到严厉批评：“你们的发言，最大问题是不加编辑。想到什么说什么，漫无边际，形神两散，很不专业。” 事后思量，“讲话须加编辑”这句话虽短，却包含了思维训练和学术规范的真谛。董桥曾说：“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漉漉一地水渍。”对于学者而言，将思想和观点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编辑”能力，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须勤学苦练。否则，再有思想，恐怕也只能“火花”般瞬间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