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陈乐民先生
2008年接近年底，陈乐民先生悄然地、永远地与我们离别了。陈先生和夫人资中筠均属贤德之人，对于生死荣辱早就看得很透和很淡，故亲朋好友、同事同僚，以及像我们这些弟子晚辈都没有机会在正式的仪式或场合向他告别。但是，陈先生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陈乐民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学术专长是在中国与西欧的外交关系方面。我曾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聆听过他的长篇发言，既为他的思想宏富、立论高远慑服，又钦佩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局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等表层现象而特别重视文化、历史等长久因素。在聚会中、餐桌上也有不少机会向他请教，陈先生不爱高谈阔论，不像有些恃才傲物的学者喜欢把持“话语霸权”，他总是言简意赅、平静沉稳，但讲出的道理却令人深思与难忘。
我不研究国际问题，与陈先生的交流不算广泛、深入，但我与他在思想文化立场上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自视为启蒙事业的传人，在当代中国思想潮流的冲击碰撞中坚决捍卫启蒙的价值。
陈乐民先生言说启蒙的一个阵地是《万象》杂志，从2006年5月号起，该杂志用3期刊登了他与德国学者史傅德（Fred E. Schrader）的对谈录，题目是“启蒙精神·市民社会”。紧接着，他又从2006年11月号起发表多篇以“启蒙札记”为总题目的文章，直至2008年12月号。据此，我要冒着片面与偏颇的风险说，陈先生在告别人世前留给我们的一份思想文化遗嘱，就是伸张、捍卫启蒙。
启蒙，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橥和弘扬，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重新发扬的价值，但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大举登陆的语境中，它备受质疑和批判，“什么是启蒙，谁有资格启蒙，启谁的蒙？”一连串问题扑面而来、咄咄逼人。陈乐民先生面对这样的挑战，没有追随时髦和玩新概念，他只是站在常识的立场上，用质朴的语言，借助于启蒙思想发源地哲学家的观念来作回应。他引证伏尔泰的大部头著作《关于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直截了当地说：“启蒙，启蒙，启什么蒙，都在里面了。说白了，从不明白到明白，就叫‘启蒙’，摆脱一切迷信就叫‘启蒙’。”
为了说明启蒙思想的核心，陈先生引用了洛克的话：“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他说，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成了以后西方政治文明不能绕过的根本点。不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近期联合国的一系列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文件，一路下来，究其出发点都在这里。启蒙精神，说一千道一万，根本的根本就在这里。
陈先生说，回溯历史，放眼全球，可以说任何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一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的规律。中国自五四以来，历经沟沟坎坎，进进退退，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必定是押在是否“从糊涂到明白”的进路上，而不是相反。这种信念，和他十分敬重的李慎之先生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陈乐民先生论著的一大特色，是利用自己关于西欧启蒙故乡各国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使中国读者对于启蒙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机制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法国诸多启蒙思想家中，他最喜爱和推崇的是伏尔泰，在“启蒙札记”系列中，他对伏尔泰也着墨最多。他说，伏尔泰最有人性，因此也最理性。陈先生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伏尔泰经常和当局过不去，那他是不是爱国者？陈先生的回答是：他爱，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恨铁不成钢”。法国至少落后英国60年，一方面蒙在暴虐和愚昧之中，一方面却志得意满、沉溺于物质享受，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弱点视而不见，那么伏尔泰不爱国，“爱国主义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永远心满意足，连自己头上的疮疤也‘爱’；另一种是通过指陈弊病以求救治之道……伏尔泰自然属于后者。”
陈先生最为赞成和欣赏的是伏尔泰的这句话：“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但是我至死也要捍卫你把它说出来的权利。”他说这确实是伏尔泰性格的深动写照，值得庆幸的是，这句至理名言现在在中国也流传甚广，并为许多人实行。比如，在“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争辩中，大多数人一方面谴责“范跑跑”罔顾教师职责，同时也不同意“郭跳跳”不准对方说话的霸道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