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

傅雷先生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以法国文学为主，在此中，又以大作家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作品为中心。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过程中，他还与这位大作家有过书信往来，为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一段有益的佳话。

    一

　　傅雷翻译罗曼·罗兰，是从他阅读并受其作品《贝多芬》影响开始的。傅雷四岁丧父，其母为抚养他成人，督教甚严。在其后来的自述中，他有“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之句。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激烈。1927年自费赴法游学，很快就与西方浪漫派文学心律应和，阅读了卢梭、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并深受这些作品的感染。

　　傅雷的少年经历及感染浪漫派文学，对他的情绪有极大影响，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

　　但是，傅雷的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罗曼·罗兰转移。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书《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并非一本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部与前辈音乐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非凡精神史。用作家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因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在他的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

　　由此可见，这本小书的产生，是作家受到贝多芬精神影响的结果。罗曼·罗兰当时的状况，与此时的傅雷颇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烛照”，感动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此时，傅雷便发愿要将《贝多芬》一书译出。从他个人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由此他认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二

　　1931年，傅雷便开始偿还这笔所负精神“债务”——翻译《贝多芬传》。译出之后，出版却遇见了麻烦。因为在此之前，该书已有过北新书局版杨晦译本、艺术界杂志刊徐蔚南译本等数个版本。而且傅雷在翻译界还是个未闻的新人，他的拘谨的译笔也显得颇不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接受。傅雷当时十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最初试译，所译又是自己所珍爱。但是，这次出版的失败对年轻的译者也许并非坏事。在近十年后傅雷重译该书时，甚至有些感谢这件事了，因为他得以“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这个初译本完成后，傅雷一鼓作气，又译出了罗曼·罗兰合称为三大“名人传”的另两部——《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大天才，在罗曼·罗兰心中，是“英雄”人物。而这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罗曼·罗兰写出他们，是想在当时的境况中，号召“英雄”们汲取前辈“英雄”的勇力，结成一支共同奋斗的队伍。傅雷翻译出他们，更因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1942年译者序）

　　三部“名人传”译出，傅雷对著作内容及文采领会当然更为深入，对作者——罗曼·罗兰，当然更为仰慕。1934年3月3日，傅雷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向罗曼·罗兰致奉一函：

　　“大师座右：

　　尊作‘名人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