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蘅缓缓经过国家大剧院的一条长廊，走向舞台。路实在太长，原本就很劳累的赵汝蘅累哭了。
这一天是7月16日。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闭幕。两年的筹划、半个多月的劳累，让她40年前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落下的脚伤又开始隐隐作痛。
这位67岁的老人擦擦眼泪，走上台，开始以一种平和的腔调，缓缓念出闭幕词。
比赛仅仅十天，却是赵汝蘅57年芭蕾生涯中从没做过的事情。请评委不易，眼巴巴地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报名更不易，“比当团长时还要苦恼，我都快崩溃了，”她说。在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团长的任期里，无论经历何等的风浪，她都从未使用过“崩溃”二字。
“……在这57年中，我们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跳舞。”赵汝蘅念道。11岁时懵懵懂懂地走进北京舞蹈学校的情景犹在眼前。
那之后，她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和院团体制变革的年代；28岁因伤退役后，完成了从新中国第一批芭蕾舞者到中国最顶尖芭蕾院团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从国有文化院团最困顿的时期开始，一路见证中国芭蕾舞的起伏发展。
“我自己伤了，没跳够、没过着好日子，这反过来让我觉得，应该把自己没得到的让年轻人得到。”赵汝蘅说。
“千万别把这个团弄垮了”
1993年，赵汝蘅被任命为中芭常务副团长。这个官衔给舞团带来了一阵小震动：领导班子和有些同事不明白，她不过是一个外号叫“赵大大”的舞蹈演员，她怎么就能成了团长呢？
作为1949年后培养的最早一批芭蕾舞演员，赵汝蘅曾主演《天鹅湖》《吉赛尔》及《红色娘子军》等大型舞剧。但跳了仅仅十几年，文革期间下基层演出时积下的伤病便让她过早结束了舞台生涯。
从1972年起，两次大手术和疗养几乎占用了她5年时间。此后，因为没有办法跳舞，她一直在考虑离开芭蕾舞团。
赵汝蘅第一次扭转这个想法是在1984年。那一年，舞团派她与白淑湘等老师一起带队去日本大阪参加国际比赛。参赛的6个演员一下子得了6项大奖，这让赵汝蘅十分激动。因为从1979年开始旁听英语，彼时的赵汝蘅已经可以和外国人作简单交流。一些外国舞团的艺术指导对她说：“以后有事就找你。”这让她有了信心。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李刚觉得赵汝蘅“还是一个动脑子的人”。从1986年开始，他亲自点名让她接连带队出国访问。
1992年之前，文化部人事处就找到赵汝蘅，第一次提出让她来负责中芭的工作。她一口回绝，“绝对不能干。”赵汝蘅回忆，“不适合。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演员；自己又不懂管理，有这份心不等于有力啊。”
但是她关心这个舞团。有年轻演员受伤，她会急匆匆地催她们赶紧去拍X光片。“为其他人做些事情，能让别人不走我经过的坎坷道路，是我最简单的愿望。”她说。
虽然自己推脱，但是一年后，赵汝蘅还是被任命为副团长。同大多数国有艺术院团一样，彼时的中芭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顿的时期。全团200号人每年只有207万拨款，工资都发不出来，工作人员只好纷纷出去拉赞助。
赵汝蘅上任副团长前的最高头衔是“团长助理”，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拉赞助，特意向领导争取来的。
虽然已在舞团工作多年，但突然被提拔为领导，她还是被各种质疑和非议包围。人们质疑她的家庭背景、演员出身和管理能力，而当她争取到第一笔来自李嘉诚的100万元赞助款时，又有人说：赵汝蘅的儿子在留学，她是不是拿这钱去支持儿子上学了？
赵汝蘅对自己的处境有点发蒙。她不会开会、不会讲话，对舞团的未来没有想法，也不知道从哪入手，唯一的念头只是：“千万别把这个团弄垮了。” 她每天应付各种问题，疲惫不堪，在团里硬顶着，回家掉眼泪。“有时候都不想来上班，觉得那个台阶我就迈不过去了。”赵汝蘅回忆。
1993年底，赵汝蘅碰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广州即将成立芭蕾舞团，他们用高薪来“挖”中芭的人，从领导、主要演员一直“挖”到后台人员。
怎么能把人留住、让这个团不散，她设身处地想了想，觉得演员的心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跳舞。
情急之下，她决定排全本《睡美人》，希望能让很多人有上台跳舞的机会，“从跳舞上找到艺术感觉，就不走了”。她这样想。
之后，一些主要演员还是去了广州，但毕竟绝大部分人留了下来。这个转折点让赵汝蘅明白，艺术是能留住人的，她也渐渐有了一点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