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邦和 　

    明治时代以后，一方面日本民族精神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出现“受容中的演化”，另一方面，又没有走向“完全的西化”，而是迅速向传统回归。现代精神在“回归”中完成，这是日本现代精神发展史的一个耀眼亮点。对于日本（不只是日本）现代精神的“回归再造”现象究竟作如何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牵涉到有关文化更新、民族复兴、民主进步等诸多现代化理论乃至于东亚现代化经验性选择的重大话题。日本“传统回归”所带来的民族利益究竟有多少？所造成的国家危害究竟有多大？所形成的民众“感染”究竟有多深？离开世界普世价值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利弊权衡竟为如何？这些“世纪的疑惑”或许为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解释，然而一旦事实得到梳理，或许就会自然冰释。这样，对日本新文教体系来龙去脉之回顾就成为必要。同时历史的光圈也聚焦于那些似曾遗忘的人物，如元田永孚、西村茂树、村上精一等。

　　一、《教育大旨》的出台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自由民权运动，广大市民阶层发出自由平等的呼声，并爆发一连串的示威与起义活动。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出现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批判势头。例如，福泽谕吉一方面肯定儒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但是他又认为，儒学包含有极大的不适合近代的负面因素，是政府专制的促成者和维护者。植木枝盛对儒学的批判也甚激烈，他向日本妇女们呼吁：“妇女们打倒儒学吧！粉碎它的‘四书五经’和‘小学’吧！它们是你们真正敌人。”

　　与上述观点不同，元田永孚看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的失败，造成社会风气只热衷“文明开化”，而忽略了道德的约束，以致“品德恶化，风俗紊乱”。因此，他主张起用儒学思想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作重新统合。为此，1879年（明治12年）元田永孚在以“天皇旨意”的名义写的《教学大旨》中称：

　　“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是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所教。然晚近以来专尚知识才艺而驰文明开化之末，以至破品行、伤风俗者不少。所以然者，维新始首，持破陋习、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卑见，虽也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奏日新之效，然其流弊在以仁义忠孝之后，徒法洋风是竞。深恐将来，终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亦未可测。是乃非我邦教学之意也。故自今以后，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由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以长进；道德才艺，本末俱备；大中至诚之教学，布满天下，则我邦具独立之精神，而宇内耻事可无。”

　　《大旨》分析了明治以来道德沦丧的原因，提出了“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对策，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上述思想其实是元田的一贯主张。明治4年9月，元田在向吉井宫内少辅提出的《为学之要》中，便透露出他的“儒学主义”的立场。他说：“至于西洋学科，尽大学格物之实效，其政体民法，器械之精微，以至天文地理诸物之理，皆开尧舜三代之未开。真为当代之格物，人人当学。然人伦性理之德，根植于我邦天赋，其功夫次第具在四书五经。不可求之西洋。” 同年5月任明治天皇侍读后，以《论语》等为教材进讲。明治九年在《<论语>为政首讲讲义》中说：“近世西洋文明，大概其法律政体皆善美之，然其于主本务德处，亦未至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