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健

    不用说，汶川地震后，前所未有的大量捐赠引发了大量争论，例如善款善物的管理机制，企业慈善是责任还是义务，例如把捐赠当任务摊派是否合适，等等。也正因为其中暴露出大量问题，《捐赠法》出台将近十年，终于将实施细则提上了日程。

　　种种加起来，对于很多即将入读新学校的新生的家长来说，似乎是利好消息。因为奥运结束，入学在即，很多学校不敢收择校费，但还会有很多人将被迫支付一大笔“捐资助学金”，又名“赞助费”。关于这个钱，名目早立，却一直没有合理合法又可操作的“说法”，但也这么普遍存在、实施下来了。

　　根据《捐赠法》的条款，学校被列入公益事业之列，确实有接受捐赠的资格。但如何受捐、程序怎样、捐出来如何使用，一向都是各处学校和部门自己掌握，旁人无处干预。这些年，关于各校收赞助费的故事五花八门，到处流传，非常离奇。有一个故事说，在同等条件下，先由家长填写认捐数目的纸条，然后学校视数目酌“量”录取；还有故事说，校长收了这笔钱之后，通常连正式收据都不开，录取通知同时代替捐款证明，一物两用，不清不楚，简直就和台底交易没两样。既无法监控捐款的去向，用在什么地方更是无从知晓。

　　对于上述传闻，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感受，却没有人质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这笔捐资助学金乃强行收取，和“自愿”原则基本沾不上边（《捐赠法》第2条）。不少学校已经有国家提供的办学经费，又向民间索捐，早就引得怨声载道。更难以忍受的是，堂堂公民，支持教育事业、支持学校建设本是好事，居然搞得象做贼一样，连乞讨也不如，试问公民尊严何在？公益价值何存？！

　　从没有家长有胆量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交了赞助却拿不到国家承认的捐赠票据？没有家长愿意拿孩子的前途来较真、赌气，去试着争取一点在“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口关税或增值税”的权利（《捐赠法》第四章第24-28条）。这方面法律虽有明确规定，却没有实施细则，就如同画出的一个大饼，不可嚼食充饥。

　　的确，赞助费和择校费一样，都是不合理的收费，然而并非所有学校都能收。第一，有能力的学校一定是学位被人抢着要，奇货可居以期高价；第二，民办学校普遍都不收赞助费。关于这个，民政系统也有说法，必须要有相应的资格。这个资格是什么呢？其实在于一个问题：能不能弄到捐赠票据。能拿到票据本的，代表具有国家承认的接受捐赠资格，也有上级单位进行财务审核和干预，却完全不能说明这项收费的合法性。那么，大多数拿不到捐赠票据的捐资助学，到底有没有管理，这笔钱家长支付出去，到底是捐款还是交易，就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

　　开学在即，那些摩拳擦掌准备收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当然不会考虑，所谓赞助费，已经逸出了国家法律多远的距离？剥夺了学校家长、捐赠者多少的权利？也没有人反思，作为受捐方收了钱就有应尽的义务要遵守。捐赠法明文规定“……应当将受赠财产用于发展本单位的公益事业，不得挪作他用。对于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受赠财产，受赠人可以变卖，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第17条），除了部分社会中介机构，一般受捐单位很少有具体的落实行动。

　　在《捐赠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讨论中，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管理的透明。依我看，与其要求受捐者公开帐目透明管理，还不如建立社会化监督、管理制度，这样更加真实可信。西方的知名学府多数依靠捐赠实现社会化运作，是因为他们普遍实行基金管理。美国耶鲁大学有两百亿美元的捐赠基金，这笔钱支持了耶鲁大学大部分的人才培养、研究开发、奖学金、社区活动及学校发展项目，所有捐赠、善款拨入基金统一管理，对管理委员会、捐赠者和社会公开，从而保证了基金的良性运作以及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一个具有普遍激励性质，又具有约束力、可操作性质的《捐赠法》，可以极大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兴旺发达，也是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