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永君

王钟翰先生

    2007年12月12日凌晨，吾师钟翰先生在被病魔折磨了近两年之后，那颗坚强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从而走完了他九十四年漫长坎坷而又辉煌充实的一生。早上八点半，大师姐定宜庄伴随着抽泣将噩耗告知于我。从她那沙哑的声音中，我能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悲痛与伤感。放下电话，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尽管这个消息已在意料之中，但仍然难以接受。我至今仍然觉得，先生不会离去，他仍然像往常那样谈学讲道，评古论今，眉飞色舞，手势连连。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的情绪一直莫名地低落，怅然而若有所失。看到阶前飘零的落叶，便引出哲人其萎之无奈；遭遇扑面而来的寒风，则辄发造化无情之感慨。最是文人无本领，既不能减轻先生之病痛，留住先生之生命；又不能为其家人伸出援手，分担悲苦。思来想去，只能将真情实感作文一篇，以聊表缅怀哀惋之情。

    自1994年得入先生之门，今已十又三载。光阴似箭，恍然如昨。在当今这样一个教授遍地，“大师”满眼的时代，能投到一位名副其实的名师教授的门下，是何等不易，又是何等幸运。然而幸运竟降临到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资质平平而又定力甚差的愚人头上。每每想来，总觉得不可思议，只能由衷感谢上苍的惠顾和先生的错爱。然而尽管是惠顾与错爱，却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再造了一个新我。

    先生长我44岁，应属祖父辈份，且在学界有泰斗之誉，而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却恰恰是先生的平易近人，从不摆谱。不仅每次拜访先生均要亲自迎送，且赠书皆题以“永君同学兄指正”，真是令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考其原由，大概是先生出身寒素，向无依凭，完全靠个人努力，艰难跋涉，步步为营，久之便形成了为人低调，温良恭俭的处世风格。岂不知，“苦大仇深”、历尽坎坷之辈，一旦得势，颇不乏居高临下，气指颐使者，具体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而先生能将谦逊美德保持终身，当属难能可贵，是美好人性光辉之闪耀与发散。

    回想起十几年来，先生打电话召我，第一句话总是问：“你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能不能来一趟？”客气得简直让人承受不起。其中只有一次除外。那是1998年9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我打电话问先生有没有事情需要我做。先生张口便道：“你马上来！”我感觉大事不好，拔腿便往先生家赶，见34单元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心里一紧，蹿上三楼，只见120急救站的工作人员正把担架铺在客厅的地板上。再看床上，涂师母双目紧闭，鼾声如雷。急救人员加上司机只有三人，而抬担架需要四人，所以先生叫我赶来，正好凑手。把师母放在担架上往楼下抬时，她的一只手恰好搭在我手上，冰凉冰凉，我预感到凶多吉少，师母于当天下午五点离开人世。我们帮先生在客厅布置了灵堂，我把师母的一张近照放大，摆在灵堂正中。像框里的师母神态安然，慈祥平静。自此，师母的遗照一直陪伴着先生，直至最后。先生撰写的《悼妻文》，可谓悲凉真切，字里行间蕴涵着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的缕缕亲情。记得有一次，我曾与先生谈道，当今时兴找后老伴，既可照顾您生活，又能减轻子女负担。先生当时凝望着老伴遗像对我说：“还真有人给我写信，这人40多岁，家住东北，说她一直崇拜我，现在愿意陪伴我生活。别人的事我不管，可我管得了我自己。一是我不能对不起我老伴，二是我不能老了老了，再坑害一个女人。”语气之坚定，堪称斩钉截铁。此后该话题便从未再提起过。

    先生十岁时，入私塾读经，后又长期就读于教会学校，并曾于中学时代正式受洗，皈依基督。但就我观察，其心灵深处的情感色调仍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先生出身农家，师徒父子的传统理念一直影响着他的行事为人。他少小离家，漂泊在外，一直有把业师当做家长的古老情结。1934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出入洪煨莲、邓之诚二位先生之门，成为洪、邓二位大师的得意门生，并将师徒兼父子之真情厚谊保持终生，历经磨难，老而弥笃，确令人钦羡不已。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经常是双目中蕴涵着泪水，言语中荡漾着真情。当然，师生之间的交往，不是一厢情愿，而要靠双方之互动。就我观察，先生与洪师关系虽属紧密，但师生色彩更加明显。因洪师早年留学美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家族观念相对淡薄，且更欣赏英语和其它外语水平高的弟子；先生英语水平不属出类拔萃，所以不是洪师目中最得意的门生。但先生对洪师一往情深，终生不逾。路遥知马力，先生以一生忠厚，于晚年时终于赢得了洪师的最高信任，被托付将私人藏书赠予国家。先生谨遵师命，完成了这一遗愿。先生还与同门诸学长翁独健、周一良等诸先生一同将出版《洪业论学集》之稿费捐出，作为“洪业奖学金”基金，奖励北大、民大等两校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作为对恩师的纪念。1982年，先生应邀访美，时洪师已谢世逾二载。先生趋至恩师墓前，行跪拜礼，并洒扫祭奠。凝望遗像，老泪纵横，徘徊良久，不忍离去。此后，先生与恩师后人二十余年间书来鸿往，多有交游，以延旧谊。

    先生与邓师的交游，则属典型的师徒兼父子类型的典范。邓师是清闽浙总督邓公廷桢曾孙，数代簪缨，世家风范。然世家子弟往往不置生业，故而多将传道之愿寄予弟子。先生对邓师之才学人品心悦诚服，便望门投之。师亦激赏先生之勤奋好学，师生情义与日俱增。邓师著述素以行文酣畅、文采飞扬著称于世，时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诗赋，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风。先生则刻意模仿邓师行文风格，每有习作，必呈请批阅。师亦逐字润色，多予指点。先生行文风格，喜以文言写作。且以“字斟句酌，不坠空谈；惜墨如金,方谓自重”为法，颇得邓师着文要领，并传其学也。在与邓师数十年的交往中，先生几乎是以师为父，侍奉至谨，寄情甚殷。日寇占领北平期间，邓师被捕，释放后“不食周粟”，生活来源断绝。先生即赴天津从商，赚钱支撑恩师家庭达数年之久；先生新婚，应邀在邓师家居住一年，与家庭成员无异；邓师病危期间，先生以右派下放沈阳，嘱妻代其侍奉左右，并料理后事；后应邓师家人之请，先生为师撰就并题写碑文；邓师所撰《五石斋日记》手稿一直由先生保管等等，上述一切足以表明，先生视邓师为父，而邓师亦视先生为子。

    正因有这样的经历，使得先生对弟子的关怀，亦颇与父爱相仿佛，这是我们一门师兄弟共同的感受。就我个人而言，因办公地点离先生家很近，加之坐班联系方便，十几年来与先生交往较多。师徒二人经常促膝而坐，其乐融融。一次，先生命我陪同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国际清史研讨会，因出发时间早，故邀我住在先生家中，但因怕叨扰先生而未敢从命；2003年8月先生九十华诞，在昌平举行学术研讨会，先生命我同住，我陪伴先生两天两夜，为师侍奉汤饭，铺床宽衣，晚间比床而卧，谈笑风生，当时觉得先生就像自家祖父或父亲，是那样亲密无间，那样轻松和谐。感情来不得半点牵强与造作，先生的魅力就在于平易而亲切。一个人在其最后的岁月，往往会因绝望而顾不上颜面，但先生一直到最后仍保持着智者的豁达。今年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24日下午，我去先生家探望。当时他躺在卧室的床上，面容清癯，体力微弱，但思维依然清晰，目光仍然明亮。他望着站在床前的我说，今天我觉得你怎么这么高大啊？我说怎么可能？只能越来越抽抽。他听后微微一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才是越来越抽抽，那最后一天看来马上就要到了。我当时一阵莫名的伤感不禁油然而生。第二天，先生便再次住院，且病情急转直下，再也没有回来。12月19日，先生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我们众弟子为先生守灵。待告别先生的众人离去后，我们含泪簇拥到先生遗体前行礼。姚念慈师兄问我，你准备行什么礼？我说我不管别人，我是要行跪拜礼，他说他也准备这样做。当我们走到先生跟前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为先生叩首，真是泪眼纵横，哭声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盖有黄金，我上一次含泪下跪，是送别我父亲的时候。而此次这一跪也是我所必须要做的，不然则难表对先生的怀念感激之情，不跪，我将遗憾终生。先生也承受得起这一跪，因为他对他的恩师也是这样做的，且对弟子有值得跪送的恩德。

    几周以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使我不断回味十几年来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一切。的确，一生中能遇到一位有能力提升自身价值、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无疑就是贵人。我不禁想到，自己虽然侥幸考取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但投到先生门下时，尽管已是三十七岁的年龄，却尚未正式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未精读过一种经典，对前景更是一片茫然。先生不弃，把我收在门下，几乎是从头教起。他第一次上课就问我，你读过几种经典？比如《四书五经》和《道德经》，哪一经熟悉些？我说大致都浏览过，但没有一经熟悉。先生认真地说道：要认真读，逐字逐句读。对于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没有几部经典垫底，学问就飘然无根，要下大工夫。《四书》中，要着重读《论语》和《孟子》，《中庸》和《大学》篇幅短，掌握要容易些。《五经》也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但也各有侧重。文学的源头在《诗经》，史学的源头在《尚书》，哲学的源头在《易经》，都要好好读。自此，我硬着头皮开始硬啃这些古籍，并从如坠五里云中到逐渐有所感悟。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已有史学硕士和博士生的虚衔，且自我感觉良好，但竟然一部经典都没认真读过，真是汗颜。后来我经常想，当下，连史学博士居然都不用读经典，那经典到底丢给谁来读？在那些飘然无根的学问大行其道的当今时日，先生的教诲简直就是空谷足音、大雅不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