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理念。它意味着一种在艺术上追求反叛的道路。这是“星星”的本质、内核。我一直觉得那些与“星星”的活动密切相关，甚至直接推动着“星星画展”的人不一定是具有“星星”的精神的人，一些在表面上没有参加“星星”的大多数活动，仅以作品的形式加入了“星星”的成员反而更具星星的品质。艾未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参加了两次星星画展，但是他始终没有参加星星组织的活动。不过，我认为，他是那个时候，我们这群人之中，最能代表星星理念，最具星星精神的人。

　　凝重的外表并无法掩盖艾未未叛逆而又愤怒的灵魂，这也许是他被认为最具“星星”精神的原因。

　　艾未未参加了两次星星画展，但却几乎没有参加星星举行的任何活动。在大大小小的画册和报道中，人们知道了艾未未与那个时代的关系。黄锐说，星星和《今天》无疑是边缘的，但在那时候，他们是站在舞台上的，红色的灯光下，他们是正面的，在蓝色的灯光下，他们也许就是反面的。走下舞台，也许他们什么也不是。艾未未说，这是架在一个真空时代的舞台，他的状态也是真空的。他始终躲在喧嚣的舞台的最深处，远远地看着。说不清自己的角色。

　　10月18日，我去拜访艾未未，他的院子里新养了两只羊。生活似乎又增添了几分静谧和温情。现在的艾未未似乎是一个可以决定自己干些什么的人。他是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与德穆隆的合作伙伴。是名声在外的著名前卫艺术家。是多项工程和景观的设计人。生活在由自己设计的登上了多家国际知名建筑杂志的“艾未未仓库”中。我有些艰难地将他拉回到那个对他来讲并不轻松的年代。他的回忆中混杂着跨越了20多年的情绪和感觉，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现在的，哪些是属于过去的。以下为艾未未口述记录：

　　在一个没有艺术的时代，他为什么选择了艺术？

　　诗人的儿子：孤寂的真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下放新疆了。到1976年，毛去世了，父亲（诗人艾青）才带着我们回来，他被允许回北京治疗眼病。我们那时候没有房子，全家借住在一个工人家里，他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我那年18岁，刚好高中毕业。整天呆在家中，无所事事。那时的北京给我的印象是灰色的，静谧的，叫人窒闷、恐惧。我没有任何朋友。父亲不喜欢我这种游手好闲的样子，觉得我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去插队。我就当没听见，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走。1976年，是一个时代的真空，也是我人生的真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那确实是一段苦闷的日子，有时候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聊。旺盛的精力好像无从释放。我家那时住西城丰盛胡同，我骑着自行车30分钟就能到颐和园，颐和园那时候是北京人谈恋爱的好去处，我就跑去看人家谈恋爱，幻想着自己也有个女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在颐和园的小树林里捡到一个避孕套，我看着这个避孕套，觉得这东西简直太新奇了，似乎世界的一切、人生的命运都能融在这个小小的套子里。那时的世界真的是一种禅的境界，但是禅是有深意的，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如今，看着一份日报，上面的事情比那时候半年发生的事情都多。

　　为了逃避插队，我不得不找点事情做，搪塞父亲，于是很偶然地想到了画画。在当时，像我这种出身的，实在做不了什么。

　　我每天一大早出门，画街景，画行人，到中山公园画牡丹，到颐和园画小树林，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圆明园，那时候圆明园不是公园，是一片荒地。一天下来可能也看不到一个人。我经常独自呆在那里，一画就是一天。圆明园的气氛和我的心情很近，我喜欢那里的一切。记得有一次，我在圆明园写生的时候，看到一群外国人，铺着地毯，一边野餐，一边好像演着一部话剧。远远地听不到声音，只看到一个人站起来比划着说一通，另一个人又站起来同样比划着说一通。我一直看着，恍如隔世一般。

　　那时候有许多人知道父亲回北京了，都过来看父亲。美术界的张仃、学者杨羡义等都是家中的常客。我记得他们那时候在一块除了一起写写字、聊聊文化上的事就是议论一些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某某被平反了，某某要被放出来了。两三年里，这些东西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左右着全家的喜怒哀乐。当然，除了聊这些事情，还聊聊彼此小孩的情况。杨羡义那时候知道我在画画，于是送给我一本后期印象派的画册。里面有凡高、塞尚、高更等人的作品，这本书是外版的，开本很小但印刷得十分精美。这本小画册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圣经，甚至比圣经还要神圣，从此，那些死抱着传统观念的画家再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信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要找到这样一本介绍西方现代派的画册，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照着每幅作品临摹，后来参加星星画展的作品基本就是后期印象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