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宾

    （一）我所走过的历程

    刘礼宾：1976年“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当时在中央美院任教的您有怎样的感受？

    邵大箴：我1960年开始在中央美院任教，在当时是很年轻的教师，和我一批的年轻教师有靳尚谊、刘勃舒等，我们大都是1934年到1935年出生。1960年之后，全国教师的工资以及级别都没有变动，到1978年我还是助教。“文革”耽误了10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心情非常舒畅——1977年中央美院恢复了招生，学生还是工农兵学员。1978年，中央美院开始了正式招生。

    刘：此后您主要开展了哪方面的工作？

   邵：当时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系主任是金维诺。“文革”之前，他负责过《美术研究》的编辑工作。1978年，他提议复刊《美术研究》（1960年《美术研究》停刊）。同时，金维诺、程永江和我酝酿创办一本新杂志——《世界美术》。我们拟定了创刋报告，由我亲自到文化部找到了林默涵部长，到新闻出版总署找到了负责同志，请他们批示申请文件。学校里面具体支持《美术研究》复刊、《世界美术》创刊的是朱丹先生，他当时是中央美院的负责人，开了几次会，积极支持这件事情。1979年，《美术研究》、《世界美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第1期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发行量都达到了近二十万份。《世界美术》的编辑和行政工作由程永江和我负责，程永江当时担任美术史系副主任兼外国教研室主任，但不久他到香港去了，《世界美术》就由我负责。当时王琦先生在《世界美术》指导和负责审稿工作，李春也参加了部分编辑工作。我们都是在教学之余做编辑工作。

    刘：你个人有哪些文章在这两期杂志上刊载呢？

   邵：1979年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术研究》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人体模特儿》，发表在《美术硏究》第一期上，简要地论述了“模特儿”的产生历史以及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这时美术院校刚刚开始恢复正轨教学、准备恢复使用模特儿，但不少人还有疑虑时撰写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美术界，尤其是在美术教育界反响不错。当时刚刚上任的江丰院长亲自在办公室找我谈话，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鼓励我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世界美术》从第一期开始连载关于“西方美术思潮”的文章，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各个流派。这些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美术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我受文化部的委派，参加了美术教育代表团，到欧洲去访问。回来以后，我写了不少介绍欧洲当代美术的文章，并先后在北京、天津、杭州各大学做讲座，参加各类讨论当代艺术的硏讨会，当时国内学术气氛很浓，大家心情十分舒畅。

    刘：此后一段时期您多有著作问世，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邵：197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现代绘画简史》，我给该书撰写了“序言”。这本书的作者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文革”之前，他曾到中国来访问，把这本书的英文版送给了中国美协。当时中国美协有一位工作人员叫刘萍君，他翻译了这本书，但是一直压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没能出版。打倒“四人帮”之后，关于这本书的出版问题还是有争论，后来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峯，上海人美的资深编辑找到我，征求我对这本书的意见，决定出版后让我写一个“序言”。“文革”后期我就看过这本书，觉得这本书很好，就欣然接受，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非常大。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河北师范大学讲课的时候，有人把讲课内容做了录音，整理成了文稿。河北美术出版社把文稿寄给了我，希望能够出版。我在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1982年初，《西方现代美术浅议》出版。这本书比较浅显易懂，当时在全国还有一些影响。

    当时还写了几本书，一本是与奚静之合作撰写的《欧洲绘画简史》，一本是节选翻译的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我撰写的论文则集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派》。80年代下半期写的文章结集于《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的新风使我的工作热情高涨，可以说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