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曦云
访谈时间：2008年6月13
访谈地点：王华祥北京环铁工作室
符号的力量之源
杜：很多艺术家运用符号的根本目的、动力，是希望尽可能准确、清晰的叙事。而一个笔触、一块肌理，在叙事、表意方面就没那么明确，除了敏感之眼能辨别出那种若有若无的意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往往是不知所云的。但符号化的成分多的话，往往会让绘画作为视觉艺术本身的一种本体性的力量削弱或丧失。对此你如何看？
王：符号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方式，它几乎贯穿着整个视觉艺术史。我觉得，符号是我们的一种认知通道，如果没有它，很多视觉“信息”是无法成功传达的。所以，符号的存在是不可否定的，要批判符号，应该是批判那些浅薄的、批量复制的、流于商业化贩卖的符号，而不是批判所有运用符号的作品。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以他的认知为原点，从各种文化资源中提炼出他的个人化图式、符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所述前者的滥用，导致对于艺术本体性的伤害，或者说对现实存在的一种遮蔽，这种虚假、简单并无度复制类的符号化创作是要批判的。
杜：这类符号化创作的泛滥，与市场的需求有关吧？
王：对，这与消费心理是有直接关联的，人们往往要寻找有标准可依的东西。比如说对西方人来说，他要买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的依据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故宫、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的形象、中山装，离开这东西他就无法辨识出中国特色。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商家的推波助澜，为了使他手里掌握的商品最大化地增值，他会有意回避真相，强化它作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一面。所以商业上的阴谋也造成了当代艺术中符号化的泛滥。还有，中国人有崇洋媚外的传统，当洋人把一种伪当代艺术买走，然后再返销回中国时，中国人会觉得，洋人都接受了，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杜：有些中国人的文化判断力会建立在一个强大的他者认不认可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人有高度自信的话，他不必去在乎西方的看法。
王：这种符号化是让人反感、恶心的，它不但使它的制造者们（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的一批艺术家）名利双收，而且，他们为艺术的标准树立了坏的样板，直接导致70、80后的年轻艺术家的跟风。这种符号化就更加地肆无忌惮、更加不要脸。可以说这个时候把中国的所有符号都挖净了，掘地三尺都已再找不到。
杜：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挖出来了，从龙袍到寿衣。但对符号化的批判，有时又会矫枉过正。在你的创作中，你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王：大家反感符号化，这种情绪是合理的，是前些年符号泛滥的一种反拨。但我认为这不是符号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的作品中，从《贵州人》到后来的黑白木刻，除了手法上的提炼外，我使用的形象都有象征性，这个象征性也具有符号性。《贵州人》是以一种写实的造型来呈现我当时的感受，但是后来的黑白木刻，是我对于很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精神困惑的一种表达、释放，这种释放，不可能仅仅借助一个模特来承载，一定要寻找、创造一个对应的图形，借助某种象征物，某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来传达。这是写实绘画和象征性绘画的分水岭,尽管用的都是具像的语言。到后来我做《起来》这一系列雕塑，这些“生殖器”只是一个生殖器的外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符号化的、承载了我的态度和立场的象征物。
杜：这时，如何甄别符号的价值呢？
王：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关系中，才能看到符号的价值。所以，特定的符号能不能与你的内心世界、你要传达的思想结合为一个有机体，这可能是符号的最终出口。也就是，只有这个符号、形象最契合，而不适于用其它的符号、形象，这个时候，我觉得符号是最有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