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宾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美术历程回顾与思考
刘:自1978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我们所取得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三十年来中国美术的亲历者,回头看这段历程,你做何评价?这三十年美术的发展与“文革”、随后的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国际局势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
邵:中国美术跟随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三十年不平凡的道路。我们之所以对这三十年中国美术的变革成果如此珍惜,因为我们有十年“文革”灾难和“极左”文艺思潮的痛苦回忆,那时美术界“万马齐瘖”的悲惨局面,我们至今历历在目。不过,如果仅以“文革”作为背景这个角度来评价中国美术在最近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那还远不能充分说明这一变革的历史意义。诚然,“改革开放”政策是对“文革”路线的彻底反拨与否定,但它作为国家选择的方针、路线,却是出自于对国内国际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出自于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选择何种国策全面考量之后所做出来的重大抉择。“改革开放”为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倾注了无限的活力。
刘:首先请您描述一下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美术界现状。
邵:“改革开放”初始,美术界经历了一段“拨乱反正”的时期。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革和“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之乱,反归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方针路线之正。“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形式技巧可有可无论”、视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为“封资修”加以排斥与批判,不尊重创作者人格和不给予创作自由等等做法,在美术界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从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刚从文革恶梦中惊醒的美术界,小心翼翼地在理论硏究与创作实践上摸索回归正确道路的方向。艺术家们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提示人们只有面向现实,写从生活中获得的真切感受,才是艺术创作摆脱陈旧模式,获得与时代同行的正确途径。这时,“乡土美术”、“伤痕美术”等思潮应远而生,真实地传达出广大美术家的心声。青年人走在艺术变革的前沿,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袁运生的《泼水节》、广廷渤的《钢铁汗水》、周思聪的《周总理和邢台地震》等优秀作品的面世,以及稍后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和詹建俊的《高原之歌》等作品的出现,以及老一辈艺术家刘海粟、朱屺瞻、李可染、赖少其、吳冠中、张仃、华君武、黄胄等人新作,标志着中国美术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应该充分肯定80年代上半期美术创作与理论探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