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朴素的态度面对历史——谈作品“《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记者：我们知道您现在创作“历史众生相”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可以称之为一个系列吗?

　　徐唯辛：准确地说这是一件作品，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做完。这是一个特殊年代(1966—1976)，这十年历史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到现在还潜在影响我们的社会和个人。我对这段历史一直很感兴趣，我从2000年就开始为这个作品做准备，画了很多草图，画册里有一些著录。

　　记者：您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吗?

　　徐唯辛：这是2000前后年画的文革作品，很不成熟、很幼稚。这是2003年开始画的《龙年 — 1976》。

　　还有更早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

　　原因在哪里?

　　主要原因是，现在表现文革题材绝对不能按已经有的老套路来做。文革题材是公共资源，大家都可以用，相信也有很多艺术家在做这个题材的探索。关键要看每个艺术家自己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有新意和富有表现力。我早期的探索不成功，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找一个有新意的方式是艰难的,有时候是需要运气的。

　　主要原因是我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我的运气很好，我等到了这一天。真正突破还是在2005年画矿工大幅肖像组画前后。有一天在构思肖像组画《工农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表现文革题材也许可以用肖像的角度来切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另外，这个肖像不是普通肖像，是超大尺寸的黑白肖像。

　　记者：您刚才给我们看了，还是有全身像的?

　　徐唯辛：我以前在创作中，不管什么题材都是采用这种惯常构图，《工棚》、《馕房》等等。像《龙年——1976》这幅作品，虽然变成了黑白的，但是换汤不换药，基本是旧形式。这样画一万张也没有用，因为形式没有效果，所以不成功。

　　在肖像上面做文章是个关键。是什么样的肖像呢?不是变形的，也不是概念的类型化的、更不是卡通的，而是一个个写实的肖像，非常具象，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具体容貌。把这个具体真实的人和他们的故事放在文革历史里去观察，与历史相互成为关系。这些人物在一起，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他们之间在这个作品里也有一种隐蔽复杂的关系。另外，他(她)是哪年生哪年死，或现在还活着，在文革中间做了什么，都有详细的文本附在他的肖像旁。这一切和观看这个作品的人也产生一种关系，因为文革和我们所有人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与有些人的关系更深。

　　记者：这些肖像人物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了?

　　徐唯辛：有的不在了，有的是非正常死亡，有的是因病死亡，还有一些人物还在世。

　　从这么一个角度正面切入这个文革题材，在美术界是第一次。当时想到这个点子时非常兴奋，因为以我几十年艺术创作的经验判断觉得有新意也会有效果。当代艺术家也有人画肖像，但大都是概念的肖像，或者典型意义的肖像，不特指哪个具体的人，更不是以系列的形式出现。

　　另外，这个作品里的每一幅肖像只是这个作品的一个局部。这一点是理解这个作品形式的关键。如果要去单独评价一幅肖像的线条和色彩，这样的方法太老了，太学院了。展览的近百幅肖像全部加起来就是一件作品，而每个肖像是作品的局部，我觉得这样理解就能看懂这个作品的形式了。

　　有人质疑，说形式新，可是看色彩、线条都是写实的啊?这是他们着眼点不对。我觉得着眼点是从整体来看这个作品，就一张肖像谈论没有意义。

　　记者：这个整体有多少幅?

　　徐唯辛：现在已经有八十多幅了，展览时是63幅，因为尺寸很大。

　　记者：您的作品最终完成以后是多少幅?

　　徐唯辛：我计划初步要完成100幅。

　　记者：我们可以把这100张作品看作一件作品。

　　徐唯辛：这100件作品不仅是肖像，还有文本，而且还有高清晰DV纪录片，整个聚合起才来是一个作品。观众看展览时被这个巨大的作品包围起来，这还是普通意义的架上绘画作品吗?从这个线索去看可能会清晰一点。

　　记者：很多观众看您这个作品还是有一种照片的感觉?

　　徐唯辛：是画照片，但却是手绘的“照片”，所以确切说又不是照片。因为通过手工已经消解了普通照片的意义。这些肖像看上去没有任何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形，是去类型化、去技术的，好像没有技术、也没有风格，是朴朴素素地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