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先生， 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一个大地主家庭。日据末期，考上高雄中学，因在学期间备受日本同学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开始反抗日本人。毕业后服役，被迫构筑工事，因脱逃曾遭关押。光复后，就读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 。二二八事变期间，加入起义队伍，并参加谢雪红二七部队的敢死队，在埔里的乌栏桥战役中最后一人离开战场。 1950年白色恐怖期间被捕，判刑十年。 1960年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曾到制药厂工作，最后升任厂长。 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国共产党命令，在台阴谋判乱。狱中备受酷刑，坚不屈服。经海外保钓学生及其他特赦组织大力营救，终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徒刑， 1987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曾为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及“中国统一联盟”大力奔走。陈先生与林书扬先生（被关三十四年七个月）为目前台湾左统派中最受尊敬的两位前辈。

    此一访谈于2008年1月14日下午在吕正惠家进行，由陈宜中，吕正惠提问（大部份的提问只是引起话题，最后谈到两岸关系及大陆现状，都是由陈宜中问） ，郑明景录音，陈福裕也在场。录音由郑明景，陈福裕两人整理，再由吕正惠简单修改文字，调整部份访谈的顺序，并加上小标题，以醒眉目。最后，由陈宜中，陈明忠确认，修订。

    一、“台湾人的悲情”来自日本的统治

    问：陈先生，您的经历非常特殊，我们今天的访谈，事先没有设定一个问题表，您想怎么谈就怎么谈，请从您最想说的谈起。

    陈：我想先谈“台湾人的悲情” 。民进党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悲情。这根本不对。以我的经验，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 。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 ，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如果要讲悲情，就要从日据时代讲起。日据时代，台湾人是二等国民，被欺负到什么程度呢？我的思想改变是从高雄中学开始，当时我们一班五十个人，只有十个台湾人，其他都是日本人。我经常被骂是“清国奴” ，动不动就被打，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对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同学打架，事后来了十几个日本人打我一个，最后跟我讲一句话： “你可以和内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这对我冲击非常大。不是说一视同仁吗？我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打架却不可以打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脑筋开始产生混淆，两三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思想才整个转变过来。

    我感觉到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人，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例如，当时村长在乡下都是有声望的人，是我们尊敬的人。但是，日本的警察叫村长跪下，村长就要跪下，这在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太瞧不起台湾人了。日本人跟台湾人的薪水也不一样，同样的学历，日本人的薪水比台湾人高60 ％ ，为什么会这样呢？再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叫做林金助，是石油公司的工友，给大家烧开水泡茶的。可是林金助这个名字日本人也有。有一天上面有人来视察，从名册上看到名字，以为他是日本人，马上升他当雇员，因为日本人是不能当工友的。日本人可以当劳动者，就是不能当工友帮人服务，不能倒茶，扫地。你想，当时身为台湾人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为还有琉球人） ，一点尊严都没有。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为在日本人面前没有尊严，才知道尊严最重要。我家的佃农在我面前也没有尊严，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样，所以，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也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所有的台湾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没有尊严，那我们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呢？难道这不是“台湾人的悲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