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伽达默尔 杜特 翻译:金惠敏

内容提要: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本谈话的意义不仅在于由伽达默尔本人阐发了其实践哲学的精髓,而且由实践哲学这一视角洞开了其哲学解释学的幽密,这就是对话精神。换言之,其实践哲学的“一体性”和“社会理性”即意味着其哲学解释学的“对话”。
关 键 词:伽达默尔 实践哲学 一体性 社会理性
杜 特:在您新近的著作也就是70—80年代以来的著作中,您特别重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联系。您在《真理与方法》一书通过对亚理士多德伦理学的阐释为实践哲学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从亚理士多德传统上说,什么是实践哲学?它与解释学在结构上有何相合之处?
伽达默尔: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 。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理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
亚理士多德所审视的是希腊城邦,以及其自由民的实践。关于这种实践他证明,那与动物之受制于生命秩序所不同的、不为某种先在的模式所决定并且也不为其本能所确定的人类的共同生活,显然由于理性的引导它也被秩序化,是如何进行的。这一指导实践的理性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它只在具体的情境中证实自己,并总是置身于一个由信念、习惯和价值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即是说,在一个伦理(ethos)之中。
这里于是就出现了您所问及的解释学问题。也就是在具体情境中,在您所处身的具体情境中——尽管这一情境与其它情境可能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仍然就是您所立足其内的极其特别的这一情境——,在此情境中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应当去做的,恰恰并未在给您的那些关于善恶的总体指向中确定下来,这不像例如说关于如何使用一件工具的技术说明所给出的那样,而是您必须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为此您就得理解您的情境。您就得阐释它。这就是伦理学和实践理性的解释学之维。解释学是理解的艺术。您很快就看出来了吧,这个对于我们实践情境、对于在其中如何去做的理解不是独白性的,而是具有对谈的特性。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相互的!我们的生活形式具有你—我特性、我—我们特性和我们—我们特性。在我们的实践事务中,我们被理解所指引。而理解发生于对谈之中。
杜 特:可是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则是以一个恒定的规范框架为前提的,它划定了行为和理解的作用空间。而在我们这儿,情形是不同的。
伽达默尔:我们这儿也一样存在着时多时少的权威教育,其中包涵有无须求证的道德习俗,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挣脱其束缚,而且从许多方面说我是乐以观之的。人不能再被如此地束缚。不过生活却会由此而变得困难起来。就此而论,盖伦的新保守主义说法则是正确的,体制有减轻人们负担的作用。
杜 特:盖伦对体制有一种怀旧情结。它想回归。远离争论,回到归属性(Gehorsam) 。
伽达默尔:这绝对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才要思考理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哲学,思考我们实践的交往特性。我们必须自己寻找出路:这出路就是理解,就是一体性。我认为今日政治最当要的任务即在于如何使我们对于真正的一体性有一总体的意识。
杜 特: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恐怖的事情。只要我们看得见新纳粹暴徒,看得见有人向他们鼓掌喝彩,我们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担忧,即人类的一体性在我们这儿不过是一个布满裂痕的墙面,即那与一体性相反的东西 将会卷土重来。为国家所加强了的一体性不再能够达及种族主义的牺牲者。我们怎样才能够在德国找到一种与那些从窘迫中走向我们的人群的真正的一体性?——顺便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着您最近在《意义与形式》杂志里的发言,其中您表现出对这类问题的怀疑。您的例子是让•波弗勒(Jean Beaufret)向海德格尔提出的伦理问题 。“不存在调和的伦理学” ,您说。
伽达默尔:是的,其实我们正越来越意识到那本已存在的一体性。您想想现在那走上街头的人群,想想他们组成灯光链,想想他们示威、集会!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试图,就是说试图形成公共意见,试图在媒介中给予本已存在的一体性以适当的呈现。在此我们并非为了创造这些一体性,而是要使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我相信,这适应于伦理学的全部问题。在如下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谁还没有被训练成为一个真正的伦理(Ethos)——无论是通过自己或者是别人,那他也就不会懂得伦理学为何物。这无关乎什么哲学的一个特别的任务。它涉及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承担着的责任。我在《意义与形式》的一篇短文里说:从来不只是另一方才有错。——就拿原子能的问题性来说吧:甚至反原子能运动根本上也是一种真正的一体性的表达。诚然,反原子能运动被不同的派别以近乎荒谬的方式所利用,——不错,人们是可以在一开始就说,例如水业或者煤炭业是反对原子能的;但是,对此自发性运动的诸如此类人为的占有和扭转并不能质疑其于自身所显露出来的一体性。
此外我还相信,不仅是民族国家的而且也包括欧洲范围的思维框架都将证明是过时的。孤绝将不再是可能的。人类乘坐着一叶舢板,我们必须掌好舵,以使它免遭触礁之险。这一信念将与日俱增。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膨胀视而不见。或许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往能够在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说经济活动好也罢或者坏也罢,但可以肯定的是,惟有取道于经济的帮助,由贫穷国家向德国的人口涌入才能停止。其它的一切不仅不是一体性的,而且还将注定是无补于事的。只要在波兰、在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以及在其它什么总是为贫困所煎迫的国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不愿意在那儿生活下去,只要那儿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故,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涌到这里来。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我们自然不应却步不前。它们不能单独地构成一体性。人们只能在所有的事物中经历到一体性,在此所有的事物中许多人有分享,不是丧失什么,而是相反,得到什么——这种情形也同样见之于一切我们以艺术和文化相称的事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