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多友 小森阳一
“小森话语”在日本知识界、学术界以及思想文化界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其尖锐精到的政治批判和客观公允的历史认识深刻地表达了富于学术良知的知识人对东亚乃至世界问题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独立思考。本文作者陈多友多友教授于2002年10月～2003年10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任教于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学科的小森先生的研究室进行学术研究。其间两人曾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或课题展开充分的交流，每次对话都以访谈的形式进行，而且作了录音。以下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多友：“现代性”概念产生于17世纪中期，即人们公认的“现代”开始之后，不过，它作为一种通行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西方哲学、经济学、美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在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现代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的译介，作为与后者相对立的概念而广泛流布开来的。这个问题时下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大有一日不谈论“现代性”就会被时代潮流抛弃的趋势。既然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具备大致相同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的东亚知识分子的中日学者研究者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从哪里着手呢？相对于另一极上的西方，“现代性”之于东亚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森：这个问题对于日本和中国，当然也包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源于西方的近代文化概念，它与“近代化”一样，体现着20世纪日本中国以及东方其他民族国家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时的共同境遇。首先，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不断抵御外国“坚船利炮”、“蚕食鲸吞”，为强国保种而艰难追求近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专制皇权和儒家道统逐渐被销蚀削弱，科举制度遭到废止，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几经曲折之后最终得以确立，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模式，启蒙主义、科学主义、民主意识、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等反映近代时代精神的思潮受到普遍认同。然而，这个过程是被动的，相对于西方而言是后发的、亦步亦趋的。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掠夺、侵蚀、欺侮、蹂躏，中西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国近代化启动的“他动性”，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制度的复杂性，都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是以西方为范本勉强进行的，而且其推进过程具有它自身的复杂、艰难和曲折。在朝鲜半岛的韩国和朝鲜也发生过同样的历史，毋宁说，其“现代性”推演历程更具备复杂性和曲折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再来看一看日本。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像中国那么历时久远，民族单一，不存在中华帝国内部那种普遍的永恒的文化紧张和冲突，因此也就不存在类似“华夷秩序”之类的封闭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所以当西方以“坚船利炮”胁迫日本接受他们的制度乃至价值之际，日本并没有在内部形成太大的曲折便全盘予以接收。虽然也出现过所谓的“攘夷”政治运动，但是，这也是激进派针对封建保守势力展开的政治军事攻势，而并非一味排拒西方的近代器物、制度以及价值。毋宁说，除了极少数保守势力坚守狭隘的东洋思想之外，大多数政治家、知识精英都在第一时间里兼收并蓄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这一点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地摄取西方思想文化是日本“现代性”发生过程中最大的曲折，这形成其本身的显著特色。
陈多友：您谈到东亚地区主要国家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在“现代性”发生过程中，各自经历了不同的路径，这说明具有同样汉字文化背景，换言之，儒教文化背景的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接受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暂时撇开朝鲜半岛不谈，仅把中日两国摆在学术的天平上称量一下，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就结果而言，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加入了世界列强之林，而中国却被挡在了近代化的大门之外，千年老大帝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能够说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国在器物、制度、价值各方面都落后于日本吗？我想个中应该存在更为复杂的原因。
小森：我基本上赞同你的分析。一般认为，经历过最初几十年吸收西方文化过程中的历史曲折之后，日本与中国各自走上了追求近代化的道路，到了甲午日中战争爆发时，日中两国间最终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国家关系发生逆转，日本由傍依于“华夷秩序”体制下受中华帝国宰制的（名义上的）隶属国摇身一变成为执行“万国公法”这一西方主导的法律秩序的事实上的行为主体之一。之所以会发生如此逆转，个中的原因显而易见是十分复杂的。就此日中两国的学者见仁见智，各有持论，这是无可非议的。我比较赞同日本历史学家依田憙家的相关见解。他曾在其著作《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探讨过此类问题，我们不难从中发见一些重要的启示。
他指出：1，较之中国积淀久远的历史文化，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文化。自上古时期日本便成功地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摄取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因此在不断获益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了开放的引进机制和健全的吸收体制；2，日本较早地出现了限制儒学有效范围的倾向，而中国却迟迟摆脱不了儒学的羁绊，比如说，科举考试制度等；3，日本重农并不抑商，早在17世纪末便形成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所必备的重要前提——统一的国内市场。相形之下，中国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在东亚长期居于宰制地位的老大帝国竟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上落后日本多达两个多世纪！？4，日本以血统制和世袭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下层武士背叛了传统统治，而中国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比较容易使统治阶级整体保持对传统体制的认同，虽然频繁爆发易姓革命，但是每次血腥暴力的结果都是复辟或倒退，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社会变革；5，日本较早地脱离了官督商办的经济模式，几乎在废藩置县的同时同步形成了民间资本主义，而中国则长期坚持官办陋习，迟迟难以生成民间资本；6，另一方面是教育的问题。日本自江户时代起就普及了初等教育，至明治时期，儿童（不分男女性别）入学率已经达到90％以上，这对后来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知识分子自身问题。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代理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
陈多友：也就是说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形态、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微妙差异致使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大潮冲击时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日本放弃了老大帝国主导的“华夷秩序”，追随西方“脱亚入欧”，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国却积重难返，继续背负着老大帝国的文化包袱，亦步亦趋，步履维艰，最终被时代大潮给抛弃，错过了走进近代化的好时机，这是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或许也是汉字圈文化的历史宿命。很显然中国和日本在应对西方以殖民主义侵略为特征的文化进攻时，各自选择了具有决定性的防御策略。关于这一点，您在《后殖民主义》一书中有所论述，现在是否可以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小森：你刚才谈到“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形态、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微妙差异致使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大潮冲击时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从宏观上来看确实应该这样下结论。但是，就这个问题我们要具体地看，要将这个简单的结果还原为历史事实，才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
陈多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还原历史事实呢？您在前面提到的《后殖民主义》中使用过一个词语“殖民地无意识”，能否就由此谈起呢？
小森：好的。在“开国”之前，由于前面已经提到的种种原因，日中两国对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深层文化心理——我称之为“殖民地无意识”——是有微妙不同的。首先，中国大陆的“开国”是“大英帝国”为了开辟棉工业产品市场而以暴力手段强行实施的。产业革命后，起先对推销棉工业产品并不热心的东印度公司，于1814年夺取了与印度开展贸易的经营垄断权，这样英国的棉工业产品便潮水般地涌进印度。维持如此贸易的硬通货必须是银币，而在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却十分缺乏这种硬通货。为了能够从东印度公司获取许可证以维持沿岸贸易，这些商人把眼睛瞄向了中国，其中向中国输出鸦片便成了不可缺少的生命线。自1826年起，由于鸦片贸易，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1830年代随着东印度公司对中贸易垄断权被废止，中国政府内部严禁鸦片交易的势力也占了上风，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了业已军事要塞化的外国商人居留地，没收了英国商人拥有的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