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合理使用”抗辩的 “宪法化”(强调宪法价值并以宪法解说)，并不等于被告(戏仿者)自动得胜，产权和精神权利不受尊重。这些权利只是受了限制，对言论自由、创作惯例等公共利益适当让步，视纠纷的具体情节划分权界。实际上，原告(原作作者和著作权人)也可以主张公共利益即公平竞争。因为，在资本自由准入的商品市场上，依存产权而“自由”了的言论也是商品，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反对搭他人作品的便车，剽窃他人文字，“戏说”他人故事。在“合理使用”与公平竞争之间，也有平衡利益而“宪法化”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常有“难办”的案子，不但中国，美国也在探索之中(见《案子为什么难办》)；例如视原作(戏仿对象)的版权保护年限、版税收入、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衡量戏仿的合理性，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等等。明天下午要讲的《飘》的戏仿案便是一例……

　　中国的第一例？“风流版”算不算你理解的那个“第一”，我不知道。我关注的是知识产权和其他类型纠纷中，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及争议的“宪法化”趋势。近年来为私有财产修宪正名的呼吁，可看作这一趋势的背景。实际上，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周围，产权早已是吸纳、部署、分配公民权益的政法策略的中心环节了，例如版权对作者、作品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意义的排斥。其实现的前提，我在别处讨论过，乃是要我们、要整个社会忘却并重写历史(见《法盲与版权》)。既然如此，为利益平衡计，似乎就应当允许戏仿者以“合理使用”和言论自由抗辩，尽管有人借戏仿赚钱，搭便车牟利。比如“戏说”《沙家浜》，是不是“拉动杂志发行量”的商业伎俩？这大概不难查明，但商业目的不是过错。“风流版”有没有社会意义呢？不能说一点没有；关键是它妨碍了什么人的什么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对戏仿作品的理解，跟戏仿对象(原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象征意义是分不开的。《沙家浜》演过什么角色？样板戏象征什么？据说，巴金老人曾有这么一句回忆：“我一听到样板戏，就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一双手死死卡住”。的确时代变了，如今那令人窒息的“高大全”也归化了产权，要求重新定义、法律保护，以便拒绝戏仿。戏仿又意味着什么？

　　面对“神圣”如此的产权，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第一不能忘记历史，真实的一点不神圣的历史。

　　第二，我们有责任把以“神圣”为名颠倒了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