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不是学文科的，学铁道设计的中国女企业家，我问她，你到法国十几年了，她开辟了一个农场，很成功，雇佣了法国人做她的农工，法国国家电视台也报道过。这个女同胞脸晒的很黑，一看不是万恶的资本家，而是辛勤的农妇。我说你对法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我问你一句话，两党制是什么，她说我看两党制，老百姓是这样选择的，或者两党制总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倾向于分钱的，看看此前右派钱赚多了，缸里的米要出来了，这时老百姓就赶紧选左派了，慢慢的钱分完了，老百姓赶紧投票，选右派，因为右派是赚钱的。所以选了一段左派，给大家分钱，分了四年、八年，马上老百姓又要选右派，右派是给大家赚钱的。所以这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来自于人性当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党的成分多一点。我们七千万人的党内，肯定也是有这种天然的区别的。党内民主非常必要，而且应该从党内民主做起。如果党内有两种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有合法的表达，我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大大的增加，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

　　现场提问4：作为一个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89学潮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变，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对学潮也是有很大的冲击，今天基本上您是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来谈的，可以简单概括一下这三十年来文化的脉络吗。

　　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市场化进程得到您的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认为市场化使得经济得到复苏，但是我们是过度市场化，势必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还有房价的问题、大学生失业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限制市场化，以此拉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们先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进市场、政治、民众的需要呢。谢谢老师。

　　朱学勤：这两个问题都很大啊，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民生，怎么解决。文化呢，我确实有意识的没有讲文化，后来有一个朋友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兴起，我没有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三个小时。你们知道，我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赞成80年代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我对9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基本性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

　　我一直在反对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搞清楚，散布的一个文化迷雾，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论的错谬和害处。至于说传统文化论为什么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运动到今天以来，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什么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叶，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这个反弹总得有一天要抬头的，今天果然抬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