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寅
普利策摄影奖得主约翰·卡普兰说：“如果为了让我拍照片，自己却因此死了，我会非常内疚的。”这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伦理。
约翰·卡普兰
布莱恩，为吸毒而出卖自己，他刚刚挣够钱，正在为自己注射毒品。“只有毒品才能让我像风筝一样在天上飞。”
在香港浸会大学普利策新闻奖工作坊邀请的六位得奖者中，约翰·卡普兰（John Kaplan）是最特殊的一位，不仅因为他是惟一一位摄影奖获得者，还因为他有一个四川籍的中国妻子。
除了获得1992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约翰·卡普兰还先后获得美国年度摄影记者奖、全球新闻俱乐部奖，先后两次获罗伯特·肯尼迪奖以及尼康纪实摄影基金。从1999年开始，约翰·卡普兰在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和传媒学院教授国际新闻、新闻摄影和设计。
21岁的布莱恩
“他的快乐是一个面具，背后隐藏着沉重的悲伤”
约翰·卡普兰的普利策得奖作品，拍摄的主题是21岁的年轻人，对于这个系列，约翰·卡普兰有着明确的目标：“我以21岁作为纪实的题材，目的是让观众就我们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结论。今天的美国，有着那么多的对，也有着那么多的错。透过直接审视21岁年龄层的角度，我希望观众明白美国正朝积极方向演进，同时也能理解到对机会有限的人来说，无论那是经济机会或个人机会——时间看来是停滞不前的。”
21岁的布莱恩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全家居住在华盛顿，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当布莱恩告诉他的双亲自己是同性恋时，他们不再理睬他。无奈的布莱恩离家出走，去了同性恋云集的旧金山。
一天，约翰·卡普兰在街上遇见了布莱恩，当时布莱恩为了毒品正在街头出卖自己。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认识他，他有着快乐的天性，擅长讲故事，就像外交官一样，很懂得和人交往的技巧。但是，敏锐的约翰·卡普兰马上就注意到布莱恩和别人迥异的个性：“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喜剧演员，他的快乐是一个面具，背后隐藏着沉重的悲伤。作为一个人，他有很多优点，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或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推销员，他却在街上出卖自己的肉体。”
由于布莱恩快乐的天性，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以大家开始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一次，北旧金山一个供同性恋者居住的旅馆请他做经理。那里风景优美，盛产葡萄酒，大家以为布莱恩将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布莱恩身上的自我毁灭倾向和毒瘾再度无可挽回地发作，一个周末，他又跑回了旧金山，失去了工作。约翰·卡普兰在和布莱恩接触的时候，发现他生活的重心只有high，他喜欢像风筝一样飞在天上，自由自在，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为了毒品出卖自己身体的原因。
布莱恩无忧无虑的个性使得约翰·卡普兰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约翰·卡普兰对布莱恩说：如果你还要注射毒品的话，我会拍一张你正在注射的照片。你要记住一点，你注射毒品不是为了我注射的。约翰·卡普兰注意到布莱恩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自我评价很低，他希望让别人高兴。约翰·卡普兰对布莱恩说：如果为了让我拍照片，自己却因此死了，我会非常内疚的。在约翰·卡普兰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解释，因为这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伦理。
和这个系列中的每一次拍摄一样，约翰·卡普兰为布莱恩拍了数百张照片，从中选出了得奖作品中的这一张——布莱恩在浴室的镜子前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毒品。约翰·卡普兰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你拍得越多，出现好照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拍很多很多的话，一定会有一张好的，现在有了数码相机就更容易了。
约翰·卡普兰通常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拍摄之前与拍摄对象的交流和沟通上。为了拍摄布莱恩，约翰·卡普兰多次去旧金山。约翰·卡普兰说：“有时候，我会问我的拍摄对象，如果我早上6点出现在你的卧室，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会告诉他说，我不是记录生活的表面，我要记录你生活中真实的那一面，是发自内心的。”
看到那些悲惨的场面，约翰·卡普兰会抢拍，免得因为没有拍到而后悔，然后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发表，新闻伦理和道义会帮助他作出决断。约翰·卡普兰对那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拍摄方法嗤之以鼻：“很多成功的摄影家只是把拍摄对象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的工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或者对人有同情，这一点让我觉得很羞愧，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给不同的人拍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每次看到那些在农村的非常贫穷、辛勤劳作的人们时，都会觉得是他们教会我脚踏实地地、谦卑地做人。很多人说你获了那么多奖，应该目标很明确才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经常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