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寅



9月18日，史国瑞在瑞士苏黎世举办展览《新北京——史国瑞针孔摄影展》。图为参展作品《北京——新央视大楼》


史国瑞，1964年生于山西，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目前生活工作在北京。
图为史国瑞拍摄好莱坞时站在“照相机”中的情景

    2006年10月3日下午，中国艺术家史国瑞开着一辆五十铃冷冻货车来到洛杉矶格里菲斯公园，货车停在公园里的一处悬崖旁，车的上方就是当地的著名地标——“好莱坞”标志。

    冷冻货车已经被史国瑞改造成了一台“可移动的针孔照相机”，车门紧闭，货车内部涂成了黑色，所有的反光表面都贴上了遮光布，每条缝隙都贴上了胶带，以防止光线的渗入。

    一切就绪之后，史国瑞和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充满黑暗的车厢里。在满车的寂静中，一束纤细的光线从车上惟一的小孔中缓缓流淌进来，铺满车厢的相纸上，那是倒置的“好莱坞”影像。

    加州炽热的阳光，大大缩短了曝光时间，两个多小时后，一幅完整的好莱坞影像留在了史国瑞的相纸上。影像是颠倒的，天空变成漆黑的颜色，白色的标牌也成了黑色，山岭变成一片雪白。

    史国瑞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好莱坞字母颠倒的反面形象，是我们看待好莱坞造梦机器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了好几次火葬场

    史国瑞很早就钟情于摄影，只不过那时候使用的是传统相机。史国瑞狂热地沉迷于摄影，实验了各种摄影方法，累积的照片有好几麻袋。但是10年前，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这一切。

    “1998年12月12日晚上8点多……”史国瑞能够非常准确地说出车祸日期和时间——在忻州返回太原的高速公路上，一位朋友开车，史国瑞坐在后排，结果追尾撞上一辆东风大卡车，当时东风车上拉着40多吨石头，车速只有每小时20多公里，基本上就像“不动一样”。小轿车以160多公里的速度钻进了卡车的车肚，瞬间，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同事当场头就掉下来了，司机残废了。史国瑞本能地一弓身，躲在前排座位后面，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车祸不仅撞击了史国瑞的神经，也改变了他原本忙碌的生活轨道。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史国瑞一度也以赚钱为目标，但忙乎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和最初一样，身无分文。在车祸之后的三个月内，史国瑞在太原的家中闭门不出，专心读书，只有在饿了的时候，才上街买点吃的。

    三个月后，一位朋友请他去山西的道教名山绵山拍照片，一住就是八个多月，史国瑞每天一个人提着相机游走在大山里，晚上看着道士们又吹又敲地举办道教仪式，“心境特别好，甚至动了出家的念头。”

    挥之不去的车祸阴影，令史国瑞反思生命的意义：“我命中注定应该发生这个事……我的同事，他们可能每年挣好几百万，但他的生命说消失就消失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连续去了火葬场好几次，渐渐地我就不再畏惧死亡。那件事之后，我对很多事情可以说彻底明白了，后来我做事就特别缓慢。”

    以前，史国瑞曾在国外摄影杂志上看到过针孔摄影的介绍，当时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针孔照相机起源于古代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成像工具，不需要镜头、反光镜或其他光学部件，其成像原理是让光线穿过一个小孔，在密闭的暗箱中形成外部景物的倒置影像。战国时期墨子曾在《墨经》里提出了“小孔成像”的理论。赋闲家中的史国瑞很快就摆弄起了这种手工成像的照相机。

    当时的针孔摄影太微不足道了，不仅没有市场，也得不到艺术圈的认可，很多朋友甚至认为史国瑞精神分裂了。“人们追求的是高科技，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业化，都追求用好几十万元的设备进行影像创作。而我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破盒子，甚至不用花钱……”

    此时的史国瑞心无旁骛，毫不在意别人的评价。迷上针孔摄影以后，他就把手中的传统相机变卖一空。刚开始是接连不断的失败，用小型针孔相机拍摄没有取景器，拍摄的时候，只有把它面对拍摄对象，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构图是否合适，作品是否完成，只能拍完了，在暗房里洗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不行就再去拍，为了一件作品往返好几次是经常的事。”

    史国瑞有的是耐心：“骨子里头，针孔曝光的时间长度与我的心境吻合。我总是想到生命的短暂，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是尽可能地拖，无限制地放慢，再加上最后得到的影像的那种朦胧的不确定性，更让我觉得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