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我既想通过摄影这种真实的表达方式，又想有社会性的主观倾向。

　　高名潞：但是说到社会性这个问题，它和纪实的、摆拍的也有关系。当然我要问的是关于纪实的方法和效果本身，再客观的纪实也还是有自己的拍摄角度的，所以这些角度本身就是你的社会态度。那你是怎么选择这个角度来拍摄的?

　　渠岩：我拍这组作品也是受我的一件装置作品的启发。前年，我参加了今日美术馆《异相景观—五个艺术家个案的分析》的展览，做了一个生物学概念的装置作品。是关于电脑寄生虫(木马病毒)的装置。我用电子管电子元件做了几千个虫子，把计算机给污染了，表达了电脑寄生虫和计算机的寄生关系。我写了一篇关于寄生时代的文章，并由此引发了权力寄生的思考。谈到权利的寄生是因为现在的权利不透明，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我就想到这个应该怎么表达，本来想做一个权力现场办公室的装置，后来我觉得如果是拍下来应该更真实，所以我就拿起了相机。

　　高名潞：这个特定的空间非常有尖锐性。“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也是可以说的通的。

　　渠岩：权力空间的地域性和个性化也是很明显的，有些人用自己的想法装饰办公室，如果换了继任者以后，又要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装饰一遍，我到过一些乡村，有些乡村权力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乡、村长是行政最低的权力机构，大多不是政府任命的，而是村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有一些乡村名存实亡，办公没有经费，有的村长就在家里办公。还有的村委会和学校在一个院子里办公。

　　在各地还存在一些豪华的办公室，那样没有节制的装修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体现。 针对这种现象，像辽宁、安徽、山东等省政府都要做出限制性规定，对各种级别的官员使用多大的办公室，用多大办公桌都有具体的规定。我在上海证正大现代美术馆做个展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处级干部的办公桌。反之，有些偏远地区穷的连基本的办公场地都没有，村长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办公。村长见我们去了特别激动，说让我们报道报道，只要能给拨款，他们也能建很好的办公室来迎接检查。所以，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和空间都有。

高名潞：所以现在还是很需要这种实地的调查。

　　渠岩：这些东西还是很有文献价值的，其实当代艺术缺少真正主观的纪实性作品。

　　高名潞：我觉得现在真正需要这种纪实性的，需要这种很有观念性的这种主观性的批判。我看到你们这些东西很激动，像这样的纪实还是很有感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