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者非常小众”

    奉荣梅（以下简称“奉”）：“《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题材看起来陈旧，讲的是文革中的人和事。您一直是在执著 地用艺术的而不是商业的目光来对待小说创作。这部小说能够获得“毛泽东文学奖”，在读者中获得不错的口碑，您觉得主要是哪几方面的原因？”

    何立伟（以下简称“何”）：“太阳底下无新事。题材亦无所谓新与旧。关键是你对题材的处理，有没有你个人的视觉、情感和独到的艺术构成，有没有你个性的风格。小说所写为文革中的人和事，我的视点是从三个青年工人的成长历程上，来表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青春、革命与性的醒觉。三者是纠缠的、混和的、彼此难于分解的。人在这样的存在中，会展现出人性的弱点与光辉，压抑生出悲哀，天真生出快活，而时代又使每一个人的命运选择那么被动，于是各人的命运构成了各人的故事，各人的故事又汇成了时代的壮歌。这便是我对这部长篇的把握同表达。我写完之后，在发表之前，以电子文本发给了四位文友看，韩少功、宋元、王跃文和何顿。他们的反映皆不错，非常肯定，给了我信心和鼓舞。出版之后，读者的反馈亦不错。有些朋友，如央视主持人王志、电视人罗浩，还有株洲市委书记肖雅瑜，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谈他们如何一口气读完，如何激动不已云云。这都让我感到高兴。”

    “你说的不错，在创作中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要坚定地从事纯文学的创作，是需要勇气和定力的。我并不是个清高的人，但于艺术，却有敬畏。在这样的敬畏之下，我不敢为了迎合市场而写作品。我的读者非常小众。但我以为，这就足够。在这样的乱音纷纷的时代里，你的声音有几张倾听的耳朵，你应当满足了。我所望不奢，故心态平和。我只想写出一些能够在时间中有生命的作品。这就是我对自己的简单要求。

    这部作品能获奖，是对我的鼓励和褒奖。在众多的入选作品中它能胜出，我想在于它有一种个性的表达，在于它内容上的生活质感，以及时代氛围与人物命运的刻划。另外，还在于我的一种幸运。”

    奉：“读完《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读者会觉得您写的就是您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写的是长沙的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小说是否是您自己和同伴过去生活的真实写照？”

    何：“小说内容上写的是文革中一个工厂的三个青工的故事。有读者说，这是写的你自己吧？我可以这样来解释：一部作品，总会有自己的生活积累，总会有自己的经历投影。郭沫若先生当年写话剧《蔡文姬》，他说：蔡文姬就是我！其实我们写任何一个故事，刻划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那故事里，那命运里，都会有自己的影子。每一个人都是“我”，但又不完全是“我”。你要体现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说什么话，这其中就动用了你的生活经验和你对生活的体会，怎么会没有你呢？我要说，这并不是写的我，但处处都有我。我当过青工，我熟悉那个岁月的生活，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命运。我们的写作，说到底，是为了纪念我们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

       写出时代生活的质感

    奉：“这部小说与您从前的作品相比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也更放得开，少了从前的“诗意化的韵律”。这样转化， 依靠什么来取得阅读效果？”

    何：“韩少功评论我这部作品说这是我的“人生大观园”。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三个，非主人公却有许多。写这么多的人物，且都要写出个性来，要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确非易事。但我还算做到了。写得也放松，笔意恣肆，一泻无余。我写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负担的，与我先前的作品比在风格上有差异。我更看重当时生活的那么一种“质感”。我看当代作家写“文革”，总觉得写得假模假式，一点生活的质感都没有，很硬，很生造。所以我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一种时代生活的质感来，以有余而补不足。这一点，我也做到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阅读上主要靠节奏来产生推动力。就是说，它以节奏感取代故事感。《红楼梦》的故事性也不强，它是靠写场面和细节以及刻划人物来取胜的。我走的基本也是这条路子，但节奏感更适于现代阅读。少了“诗意化的韵律”么？我倒没觉得。追求小说中的诗意，一直是我的风格。我想，它不会改变。”

    奉：“有读者说，看了这部小说觉得写得很惨，心情沉重，除了悲惨的人物命运，还有幸存者感到的可怕的孤独，引发出对“文革一代”的忧虑和忧思。您对这种忧伤和沉重是怎么把握尺度的？”

    何：“有人说，这部作品其实写得很悲惨。我同意。青春应当是美好的、明净的。但文革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青春有种“美的毁灭”。这是历史的真实，我必须反映这种真实。这是文学的态度。至于引发对‘文革一代’的忧虑和忧思，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文革一代’应当比现在历史条件下成长的人更坚强、更有生命的承受力。事实上，我周围很多所谓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文革一代’。”

    奉：“这部小说应该是您第一次尝试用湘方言与俗风俗趣来写，插科打诨、幽默诙谐的自由穿插与文革严酷的政治情态形成了鲜明的场景效果。您是如何看待用方言写作的？你觉得对自己的这种尝试满意吗？”

    何：“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文学追求的是唐人意境，追求语言和文体实验。但那个时代已然过去。更广大的现实需要文学去反映，更多人的存在的困境需要文学去思考与表达。在人生阅历渐近成熟的时候，我的文学风格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我会觉得凝重感和精神深度更值得去追求。湘方言的运用，我从上世纪从事文学创作之初就有意识地表现了。一个地域的文化，离开了方言，是很难传神的。这部小说里，方言用得比较多，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我写的就是长沙人的生活。让故事中的长沙人去说普通话，那会很搞笑。至于幽默诙谐，不是你想幽默诙谐就可以幽默诙谐的，这一定要是作家本人本身就具备的能力。有些本来就缺少幽默感的人去幽默，显得硬，显得做。我想我还算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