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蒯乐昊

赖声川先生

     访问人：蒯乐昊
     被访人：赖声川

     社会情景喜剧治好了中年危机

     蒯乐昊：你曾经说过，《women说相声》是你最后一个相声剧，以后不做了，为什么这么说？

     赖声川：因为太累了。相声剧最难编，非常吃力。像《台湾怪谭》，直到上台了我们都不满意，后悔。每天演完还继续排戏，每日一修改。我跟李立群每天演完还排戏排到半夜两点，终于改到满意了，我才让录音录影。

     每次做一个新的相声剧，我都特别痛苦，因为要找一个够大的题目，说两个小时，对我来讲不容易。我很重视戏剧的结构，不能满足于谈谈北京这一年的琐碎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主线：《那一夜》，说传统的失去；《这一夜》，说两岸关系；《又一夜》，讲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适用性；《千禧夜》讲世纪交替，前后比较……

     蒯乐昊：为什么想到让女人来说相声？

     赖声川：因为没有女人说相声。女人讲相声一定要讲女人的话题，不能让女人来讲一段“黄鹤楼”、“报菜名”啊，那就又掉到男性的圈套里去了。

     找到方姐出山，就觉得这事可以做，百分之分要做！我们都是她的粉丝，我可以预言，这个戏演到若干场以后，观众就是来看她的，就是冲她一个人来看戏的！

     蒯乐昊：玩过音乐，做过剧场，导过电视，拍过电影，你觉得所有这些艺术形式中，你驾驭得最好，最得心应手的是哪一种？

     赖声川：我们做电视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早上进摄影棚，是没有剧本的，到晚上8点要完成一个可以播出1小时的喜剧，有剧情、有剧本，而且还是天天连续播出，这个方式也是从剧场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还是对剧场最得心应手，到了剧场，我最清楚一切东西的位置在哪里，在剧场里面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蒯乐昊：“每日社会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常常是根据当天的新闻即兴创作，拿政治新闻开涮，这种现编现演现播的制作方式是不是压力很大？

     赖声川：压力极大。今天一集做完了，还没喘一口气，明天早上7点又来了。接受这个挑战之前，我们花了两个月做沙盘推演。我当时跟电视台提的要求很苛刻：给我两个月，给我所有我要的人，所有的人你发薪水，我先实验两个月。最大的危险是，两个月以后这事可能做不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可以做。前面两个月的模拟很重要，因为一上档你就没时间做计划了。100多个情节线索，也都是在一开始的两个月里储备下的。

     每日社会情景剧对台湾是最适合的，台湾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就拿吴淑珍在法院昏倒这件事来说吧，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多好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到10点钟我的大纲已经写好了，我可能写其中一个角色到法院去旁听，节目组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这里不能接电话，我是在法院里面，有人昏倒了。观众就笑死了。

     蒯乐昊：转行做电视之前，你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瓶颈期，处在抑郁症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