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昆曲是不是应该走小众文化的道路，来保持其高雅的格调，这是否有悖于昆曲的普及？

    王安葵：昆曲不是小众文化，但也不会像流行歌曲那么普及，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对昆曲比较重视的情况下，喜欢看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昆曲毕竟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理解的。比如在北大和学生看牡丹亭，有一折是柳梦梅去寻找岳父，到旅店的时候身无分文，他便想用笔和书做抵押，但别人却看不上他破旧的纸笔，于是他就说“我的笔是‘生花妙笔’，我的书太旧那是因为‘读书破万卷’”。演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这样的幽默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明白的。

    记者：专业剧团近些年常常在争议声中创作新剧目，有些被人称为昆话剧，而让人记住的也不在多数。这样的创新其意义何在？

    王安葵：从戏曲史上来看，每个朝代创作的剧目都很多，真正留下来的很少。既然古代如此，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苛求。要求每一个现代创作的戏都要获得肯定，并能流传下来。我们要在量中求质，因为不被肯定而不写，那更没有好戏可以流传了。昆曲的家底很厚，传统一定要继承，这对于昆曲保护很重要。然而当代的人，还是有必要去增加些新东西。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写昆曲、演昆曲的。写的人要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做充分的准备。包括现代的王仁杰、郭启宏等作者，新创作的本子，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比如郭启宏所写的《南唐遗事》，虽然现在演得不多，但观众回想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很多新剧没有重复演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并不一定是因为没有得到肯定。

    黎安：确实如此，很多创新的剧目不能让人记住，也有体制原因。如果一个体制能激发人不断创新，但却没有提供条件，让创新出来的剧目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被打磨得更完美，那怎么可能让人记得那些新东西呢？剧团虽然是一个艺术团体，但毕竟也负担着其成员的生计，如果对已创作的剧目进行加工改进，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那完善一个新事物的动力何来呢？

    记者：关于昆曲继承和创新的争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无论在人力资源上、时间成本上，都有一定的冲突，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呢？

    王安葵：总体上来讲，这不矛盾。当一个昆曲表演者有创新尝试的时候，可能对传统剧目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原来演一些传统戏，可能就照老师教的，一板一眼往下演；但当演过新戏以后，可能会对人物、表演等有过新的理解。这点可能黎安会有切身的感受。

    黎安：是的。剧团的现实情况就是不可能围绕某一两人转，所以我们学习和练习传统戏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那么那些空余的时间就可以利用起来，编排一些新剧目，这对演员自身艺术水平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学习传统，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但在自己编排新剧目的过程中，就要把已经学到的东西用出来。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已经学到的东西。另外，创新是每个演员自己对于昆曲的不同的理解与追求。每个时代，演员的经历不一样，理解出来的昆曲也会不一样。

    记者：新时期的昆曲表演，往往在舞台表演中加入了声光电的效果。虽然舞台漂亮了，但观众的焦点却从真正应该关注的演员身上移开了，怎么看这个利弊？

    黎安：我自己的经验，声光电的运用，一般在新编戏中比较多，这是导演运用的艺术处理手段。对于演员来说，就会有更多的要求，比如一定要走到某个位置，否则脸部的灯光就不够亮。这类技术，可以适当地采用，用得好，就可以帮助演员和观众更快地进入到剧目所要表现的氛围中。但还是不应该用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