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们》剧照

    戏剧让我有自由的感觉

    记者：林导最初接触文艺界的时候是做的电视编剧，而且第一份工作就签约了无线。在香港娱乐业如此发达的地方，影视发展肯定会比戏剧方面好。为什么会进入比较艰苦的戏剧界？

    林奕华：做电视编剧时，我还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编剧，就觉得把话写出来就可以了。后来，王晶把我签到了无线电视，月薪是4000块港币。换成现在，我的月薪是40000块港币。

    当时，我认为我的人生已经非常好了，完全没去想，这到底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它会不会带给我成长上的帮助。但我做了一个连续剧之后就没有再往下做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只是拿了高薪水然后去做最低层次的工作，没有任何创作性可言。反而是戏剧让我有了自由的感觉。

    记者：所以组成了“进念·二十四面体”？

    林奕华：当时的香港是没有实验话剧的，所谓的实验话剧就是有一个经典放在那儿，然后大家拿它来演出。所以，我们就创办了一个很好玩的团体“进念·二十四面体”。团里有13个人，其实，没几个是有戏剧经验的。“进念”的感觉有些像公社，并没有说哪一个人一定就是导演，我们只是互相去配合，没有一个案子的时候，就各自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记者：“进念”那个时候，香港话剧界的境况怎样？

    林奕华：我们刚成立时，香港艺术中心成立没有多久。这个中心算是一个公益团体，每年都会有一定的基金赞助不同的演出团体。

    他们的总经理看到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在搞七搞八的，就说你们这样不行，不能偶尔演一出，给你一个月大概有一个档期在我们艺术中心演出，虽然是很小的机会，但是起码是可以曝光的机会。我们1982年成立了之后，就在当时没有实验剧的这个环境中带起了一种热潮。

    除了香港艺术中心，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曾经叫作时政局的政府部门寻求帮助，行政费用则可以通过演艺发展局申请，虽然经费很少，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那些困难就像是长征一样

    记者：这两个艺术资助机构，会考虑到商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林奕华：因为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他们不会用我们现在说的商业市场去考量。他们有一定的津贴，希望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投放能够通过大众得到回馈。所以这些机构一定不会赚到钱，都本着对艺术家的信任跟支持在做事。

    而之前的努力，实际上都是在培育了观众对话剧的爱好。我知道其实在台湾、在大陆的艺术人才都没有像香港那样幸福。

    记者：我知道，后来你失去了香港艺术中心的资助，那段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林奕华：现在想来，那些困难就好像是长征一样，还蛮好玩的。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们为敌，所以我们一定更团结。我们一定要跟那些大机构和权威的机关作斗争，证明其实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还是可以挺得过去，我们还是可以往前走。

    然后，我们把自己家里的存款都拿出来，自己去租了一个剧场，开始经营。但因为剧场不可能每天演戏都有人来看，所以我们把剧场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厅。每天下午我们要做午餐，然后就卖午餐，没有人用的时候尽量把它租出去。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办健康舞班，之后就是一些艺术电影的放映。我当时就是在那边打工，所以基本上从安排节目、接待这些客人，到清洁、扫地这些我们都要做，这个状态维持了5年。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和黄耀明做了《石头记》，让大家觉得，原来实验剧也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