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居根·奥腾 翻译:王崇刚
柏林爱乐（以下简称柏）：巴伦伯英先生，在除夕和元旦，你指挥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奏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大家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包含着席勒闪光的句子：“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兄弟” （All men will become brothers），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巴伦伯英（以下简称巴）：哦，原文没有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这一点很重要。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感到悲观，但是你不能长时间沉沦，因为那样生活将没有意义。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应该害怕他所必须面对的种种变化。我们很少利用精神力量来延续我们的生活中的美好瞬间。由于这一点，一些美好瞬间的特质也丢失了。
我们必须乐观地面队未来，但是只看到社会上的消极东西会现在显得非常时髦，就像在冷战之后反美情绪很时髦一样。我们甚至感觉到一种对冷战历史的怀念，有人认为在1989年以前不存在的大规模战争的隐患。
关于种族主义现在许多已经有所改观，纳粹时代对待犹太人歧视行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还记得1957年在迈阿密，我参加一场音乐会，组织者开车带着我在城里兜风，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高档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犹太人、黑人、狗不能入内”。
柏：这一定让你非常生气
巴：当然了。但是我的要说的是，我们已经作出了某些改进，这还不够，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提高，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悲观的。问题在于所有的东西都现在发展得很快，我们有时不爱花时间观察周围的发展。
20世纪的后半叶，世界文明倾向于向专业化迈进。这并不好。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去看医生，如果他是整形医生或者外科医生或者其它专业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什么样的病症都可以处理。现在，对每一种小毛病人们都要找不同的医生。专家就是那些对更细小的事情懂得更多的人。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症结所在。我们正在以“专业”的方式在思考，很少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把事物从它们所处的环境中隔离出来。有机的总体概念，观察到事物相互联系的能力，正在从我们的思维中消失。
柏：音乐也是这样吗？
巴：是的。人们处理音乐问题也用同样的方式，好象它们都是孤立的。经常有人说某个乐手节奏有问题，好象节奏单单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总是有一个整体的或者一种所有的东西都各得其所的状态。现在，人们试图把相对孤立的东西归类在不同的抽屉里，这是错误的。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目标。这意味着人们用来达到目的的方法经常改变着目标。我欣赏甘地的名言：“人们不可能用暴力的手段实现一个非暴力的社会”。人们总是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达到正确的目标。
柏：一个音乐家怎样反抗这些呢？单纯的制作音乐就够了吗？或者应该像你这样到各地旅行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巴：（笑）我并不到各地旅行。我有两个工作地点，柏林国家歌剧院和芝加哥交响乐团。一年有5个月我在柏林，4个月在芝加哥。在夏天，我在魏玛有一个工作室（东西方交响乐团）。我几乎不做客座指挥——每个演出季只有一到两次，在柏林爱乐或者维也纳指挥，就是这样。但是对于我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制作音乐。人们可以单独因为乐趣来制作音乐，或者人们渴望这种整体的完美，搜寻其中的关联。音乐是节奏、旋律或者和声的统一体。所有的东西都与其他相关联。
柏：为了这个目标，人们是否不许要有你在柏林或者在芝加哥拥有的那样的音乐家？是否必须游泳高素质？
巴：不，不。你也可以在一个低水平之上拥有完美——完美与技巧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人们不再有这种完美了，因为学校里的音乐教育是完全迷失方向。音乐不被理解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就像数学、历史和生物那样。
通常的情况是，懂得歌德的人还需要懂得贝多芬；懂得德彪西的人也要懂得波德莱尔。在专业化时代，音乐完全与学术生活相分离。
在芝加哥，我们有很好的大学，也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芝加哥大学。但是这里的学者，搞文学和哲学的对音乐根本没有兴趣，尽管他们从事学术工作，不是在做生意。学术、文化世界和音乐的分离是一个很让人悲哀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