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24日，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将率纽约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两场。诺曼•莱布雷希特此前曾指责马泽尔“自高身价”，在再次接受采访时，马泽尔解释了其中原委。
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
翻译：盛韵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7年前在慕尼黑一家宾馆里采访洛林•马泽尔的情形。他走进大堂时步履轻盈，仿佛是在第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当时已经71岁，但看起来要年轻10岁，身材匀称，皮肤晒成健康的褐色，据说还能在网球场上激战三盘。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暗自思忖：这次是敌是友？
慕尼黑本来可能成为他事业的最后一站，在带领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走过辉煌的10年后，他本打算回老家的农场安享晚年，根据奥威尔的《1984》写一部歌剧，拉拉小提琴，或是在高兴的时候指挥一场音乐会。但是命运似乎不肯让他就此罢手。在一次指挥了阔别25年之久的纽约爱乐乐团之后，乐手组成的代表团邀请他担任音乐总监。
接着是乐团执行总监扎林•梅塔（Zarin Mehta，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的兄弟）的游说，以及董事会的全票通过。然而在宣布任命的当天早晨，《纽约时报》的首席评论员却在文章中祈祷：“选谁都不要选马泽尔。”
这对于接手一个大乐团来说并不吉利，甚至有人故意露出口风说马泽尔只是“过渡人选”。的确，纽约爱乐之前不与库特•马祖尔续约的原因是他73岁已经太老，结果换上的人选一样老，签的还是短期协议。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乐团看来行事十分愚蠢，而马泽尔则一言不发，只是在媒体镜头前强颜欢笑。6个月后，他似乎很意外。“他们选我是认真考虑过的，我非常受尊重，而且和大家相处得很好。有些乐手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我在其他乐团的时候给的，我们之间感情很深厚呢。”
于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合同，年薪保密，但估计在200万美元左右。“他们给了我5年的合同，肯定要比‘过渡人选’长。”他冷冷地说，“我说我宁可先签4年，两年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这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很荣幸大家觉得我够资格。”
马泽尔签约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98岁的父亲打电话。“他是个老派的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对他来说纽约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在柏林、伦敦、维也纳都待过，他只是说‘哦’；但当我说：‘爸，你肯定想不到，纽约爱乐要我来工作。’他说：‘哦，这才像份工作…。…’”洛林•马泽尔成名多年，人们很容易忘记他是上世纪50年代走上舞台的那批受过托斯卡尼尼熏陶的指挥家。他出身贫苦，在匹兹堡吸着炼钢厂的浓烟长大，父亲是个演员，战争时在军工厂上夜班。“我在匹兹堡交响乐团拉了3年小提琴，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当时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威廉•斯坦伯格（William Steinberg）、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罗津斯基（Artur Rodzinski）、莱因斯多夫（ErichLeinsdorf）、坎泰利（Guido Cantelli）都指挥过我们，我学到了很多经验。我白天工作，参加了一个弦乐四重奏，也开独奏会；晚上从8点到12点去夜校学习经济、文学、法语和俄语。”
意大利著名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Victor de Sabata）听马泽尔代人指挥了一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我当时很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他说：‘你怀疑也没用，这取决于你的学习。去欧洲吧，学点意大利语。’”于是马泽尔在1951年申请了福布莱特奖学金——“我一生中唯一讨来的东西”，并靠背诵了10页对话让考官以为他会说意大利语。多年后其中一位考官告诉他，当年他离开房间时兴高采烈，而正是这种21岁青年的野心帮他得到了奖学金。马泽尔说：“这改变了我的一生。”之后的10年中，他成为第一位在拜罗伊特登台指挥的美国人。萨巴塔邀请他去斯卡拉首演，克莱姆佩勒（Otto Klemperer）鼓动他与伦敦爱乐建立联系。马泽尔6岁时参加的第一场音乐会正是由克莱姆佩勒指挥，当他提起这事时，老头咕哝道：“看来我应该为你的事业抉择负责喽？”
在克利夫兰和匹兹堡，他以精准到残忍的高要求和冷冰冰的工作风格著称。在维也纳，他主持了两年歌剧院的工作（1982-1984），结果被谋求私利的政客和小报无情地攻击，指责他取消了维也纳最受欢迎的歌剧，而马泽尔坚持他只是想保证排练达到标准。当他没能继承卡拉扬在柏林爱乐的职位时，便恶狠狠地瞪着乐团说他以后决不会再指挥他们。他在音乐这一行里的强硬作派，既提高了指挥的薪酬标准，也提高了乐手的平均水平。
“无论何时我被要求引导音乐的命运时，我总是全力以赴。从来没人像我这样从16岁开始就如此努力工作。我从来没有同时指挥过两支乐团，而这种风气在业内司空见惯。乐手们必须尊重指挥，指挥也必须尊重乐手。我曾经当过乐手，所以我必须尊重他们。”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说出了心里的想法，“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我会尽力的。”我回答。
“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跟你聊天。你只会写些我赚多少钱之类让我不高兴的事情。”
我其实多半预料到了这一诘问。我在马德里的出版商告诉我，之前马泽尔在马德里的时候，记者们采访时引用了我书里的章节。我曾指责他自高身价，给整个“古典经济”带来压力。但是，马泽尔并没有选择正面冲突，而是详细地解释缘由。他表示，在纽约只要5分钟就能谈妥费用，古典市场是有行价的，他就是其中的最高价。他缴税、做慈善、帮助年轻人。他考虑过行业的压力，但不会通过降价去减轻压力。
这从一位白手起家的音乐家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他甚至为了支持父亲的佛教信仰而一次性捐出了大部分财产。洛林•马泽尔是一位复杂的艺术家，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角色还无法盖棺定论，因为有太多不为人知的隐情，更多的则有待于时间的沉淀。
我能够确认的一点就是，马泽尔不论从音乐上还是性格上都比以前温顺。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些人越老越愁苦，我是越老越怡然。”
（编辑：全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