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刚

    记者：一提起您和何占豪的名字，永远是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联系在一起的。《梁祝》应该与钢琴协奏曲《黄河》一样，是国内外演出最多的中国音乐作品吧？ 

    陈钢：《梁祝》恐怕比《黄河》还多。《梁祝》是1959年问世的，到1960年就出国了，到前苏联，之后又到了很多国家。最有标志性的一些演出，像前些天在北京就是一场，由杜梅演奏，我们现在不评论他的演奏，就是说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他能去演这个作品，还有沙汉姆、斯特恩，这些都是世界级的演奏家。还有西崎崇子。 

    记者：我相信还有，除了这些人。 

    陈钢：我就讲最顶级的世界大师，中国音乐家演奏的就不计其数了。而且这个作品像蝴蝶一样越飞越高，波及面越来越广。“TheButterflyLovers”，蝴蝶情侣,这个英文名字可以说是《梁祝》的画龙点睛之笔。第一个拉这部作品的外国人是一个苏联人，第二个就是西崎崇子，这个“TheButterflyLovers”就是他丈夫给起的，她的丈夫海尔曼是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德国人，西崎崇子就是因为拉这个出名的，而且她特别爱这个作品，灌过五六张唱片。我1981年从美国回来经过香港，正好赶上她的《梁祝》获得香港的古典音乐金唱片奖。古典音乐包括什么，贝多芬，莫扎特，在香港，《梁祝》是第一个古典音乐的金唱片。西崎崇子的《梁祝》唱片大概加起来发行几百万张。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海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化的发源地，它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中西交融。我举个我父亲陈歌辛的例子。他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调子是中国的曲调，但是里面用的节奏却是爵士的，西化的。音乐一定要用世界语言来对话，但是必须有中国元素。片面地提“民族化”的口号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民族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可能没有共同的通道。比如说日本的能乐，它是非常民族的，是他们的国宝，我们理解起来就比较难，还是有很多民族的、心理的、文化的隔阂。《梁祝》的基调是越剧的音乐，故事是民族的。但是现在要跳过去，跨越地域，转化为共同音乐语言。作为交响乐，俞丽拿可以拉，杜梅也可以拉。现在这部作品故事是中国的，音乐是西方形式的。最主要的是它的中国神韵、气息、审美。 

    记者：现在如果外国的小提琴独奏家想要选一部中国作品，可能首选就是《梁祝》吧？ 

    陈钢：好像唯一的选择就是《梁祝》。去年六月份我到英国去，在伊顿公学听音乐会。英国王子也在那里读书。他们每年都有毕业班音乐会，其中有中国学生，老师问他们演什么，他们选择的是《梁祝》，而没有选择柴科夫斯基、门德尔松，他们认为中国人就应该拉中国作品。音乐会很隆重，去的人很多都是英国贵族，他们很多人听《梁祝》的时候连这个故事都不知道，但是很奇怪，演完以后，全场反应特别热烈，还把我请上去了。一个记者跟我说，下面很多老外都哭了。音乐，它可以越过语言、越过地域、越过民族，达到人的心灵。这里边表现了爱，这是人类最大的命题。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梁祝》产生在狂热的年代，当时我们不知何为主旋律，但是我们表现了人类最大的主旋律。就是人性和美。我听说明年嫦娥一号卫星要把《梁祝》带到月球上去。1997年7月2日，好莱坞碗形剧场举办了一场“为中国喝彩”音乐会，吕思清演奏完《梁祝》，掌声一浪接一浪，相当激动人心。就像一位华侨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记者：谈谈您的《红色小提琴》系列。 

    陈钢：这个音乐会的作品主要是我“文革”的时候写的，《金色的炉台》、《苗岭的草晨》等等都是我33年前写的了。而现在很多参加小提琴比赛的人还是拉这些作品，这就说明这些作品还是活在人们心里。“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阳光、没有早晨、没有金色的年代，但是我写了阳光，写了早晨，也写了金色。红色小提琴的曲目都是由潘寅林首演的。潘寅林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这次也由他来演奏。而《王昭君》是1986年写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饱经坎坷，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写照。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王昭君》表现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 

    记者：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我们国家也不缺乏好的作曲家和音乐人才，但是为什么好的作品却这么少？也留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