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俊
广电总局于3 月重申的审查政策，令一向敏感而尴尬的合拍片成了香港电影人的热门话题。票房走高的内地电影市场，在香港导演眼中却成了一块“难啃的大肥肉”。在肯定政策的同时，大家也都作出了各自的选择：陈可辛准备在合拍片上投注更多精力，甚至把工作室搬到了北京；致力扶植新人的曾志伟，一方面表示新导演为了创作力，可以在一开始不进内地市场，另一方面则强调影片通过审查的重要性；彭浩翔则认为影片无法通过审查并不委屈，因为“没必要把明显不能通过的题材非要扭成能够通过的”。
3 月中旬，香港开始闷热。
从香港回归，至今已有10 个年头的“合拍片”该何去何从？这个春天，香港电影人格外焦虑。从3 月开始，已经接连有多部合拍片没能顺利通过内地的审查。张艾嘉执导、古天乐主演的《一个好爸爸》被拒后，英皇公司告诉记者，该片在内地公映的计划已经搁浅；陈冠希主演的《神枪手》已经彻底无望进入内地；尔冬升也在向朋友倾诉自己的郁闷，他与成龙合作的《新宿事件》因为涉及中国人在日本的形象，首次送审失败，面临大幅修改。
在第六届香港影视娱乐博览会上，“合拍片：亚洲市场新路向”研讨会的气氛分外热烈。近年内地电影市场红火，票房逐年攀升，可在很多香港电影人眼中，却变成了一块难啃的大肥肉。
今年3 月初广电总局提出了“绿色”电影环境的概念，重申了有关法规，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在电影的备案（立项）、制作、审查、公映等环节严格执行。法规中不仅重申了10 条禁止拍摄的内容，还新出台了9 条规定，包括涉及凶杀、暴力、色情等情形的，必须作出删剪修改。
自从2002 年新的《电影管理条例》以及2003 年CEPA（ 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后，内地与香港合作拍片的势头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后，每年都至少有30 部合拍片，这个数字占香港本土电影年产量一半以上，合拍片成了香港电影主要的票房来源。
新的变化会对香港的电影工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影视娱乐博览会期间，记者走访了上世纪50、60、70 年代出生的三代香港电影人。作为现在香港电影的中坚力量，他们用行动面对这些变化。
陈可辛：到北京接地气
拎着公文包，穿着灰色西装，陈可辛10 点多就到了自己位于香港尖沙咀的工作室。没有了当初拍《投名状》时的憔悴，神清气爽的他告诉记者，他约了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一起喝下午茶。
陈可辛的工作室位于半山坡，楼下一条街全是酒吧；工作室内的陈设简洁、有序，但是厨房、咖啡机却一应不缺。可容纳十几个人的会议室里，最显眼的就是一整套影像播放设备，十多个遥控器一字排开整齐地躺在桌上。旁边放电话机的角落里，摆满了造型不同的鸡玩偶，有20 多个，“这都是当时拍《金鸡》的道具，只要看到和鸡有关的东西，我们都买来了”，连记者喝水的杯子上都有“金鸡”的图案。
“我在这里工作了8 年，下个月就要搬走了”，陈可辛不无感叹地说。在这个工作室里，他完成了《见鬼》、《三更》等惊悚片，也拍了《金鸡》系列的港产喜剧，还有在内地成功卖座的《如果·爱》、《投名状》。
从4 月份开始，陈可辛的工作室将从香港尖沙咀搬到北京。也就是从4 月份开始，现在这个面积近200 平米的工作室，租金会上涨50%。“这里房价真的很贵，现在这个价钱的30%，就能在观塘租到比这大一倍的工作室。”
真正让陈可辛下定决心把整个工作团队带到北京的不是房租，而是在内地拍合拍片的试水成功。《投名状》在内地拿下2.6 亿票房，当之无愧地成了去年最卖座的港产合拍片，在亚洲的总票房达到3 亿。“我想去北京接接地气，现在我们要拍合拍片，要面对内地这个市场，总不能天天都呆在香港想象内地观众喜欢什么吧！我也需要去北京感受一下生活。”
擅长拍摄文艺小品的陈可辛，一向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在上世纪末香港电影走入低谷时，继吴宇森、徐克之后，他也曾经去好莱坞拍过《情书》；在香港电影最惨淡的时候，他去东南亚、泰国一带找投资，拍出了《见鬼》等惊悚片，继续保持卖座地位；在合拍片兴起后，他又于2005 年拍摄了《如果·爱》，继而推出了《投名状》。
陈可辛承认，最近香港的不少朋友都在为内地重申审查禁令非常不安，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朋友聚会讨论的热点。“但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内地审查中，不允许的东西从来就没允许过，只不过是再次提出来而已，我不担心。”对于很多影评人认为合拍片太多、香港电影已死的论调，他直言：“我不在乎是不是在拍港片，只要拍的是好片就行了。”
“香港的空间很小，导演的想像力会受限。为了生存，香港导演拍的东西都是边缘题材，黑帮片、妓女……香港导演做的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只是边缘题材，所以出不了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导演。”陈可辛甚至认为，现在不止香港导演应该把工作室搬到内地，美国导演也应该去。“全世界的影院收入都在走下坡路，内地是唯一一个电影院观众人数在攀升的地方，而且这种趋势应该至少会维持十几年，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机会好好做，多拍点好戏给他们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