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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不说“实话”之后

2007年08月28日来源:青年文摘发表评论

 

 

    崔永元凭《实话实说》出名,自从主持那个节目以后,他的说话能力与幽默天才就一直被无数观众认可。但从7岁开始,真正藏在他心底的艺术情结却不是电视节目,而是电影。上小学时,崔永元住在北京郊区一个部队大院,一出家门正对面就是电影放映室,那个年月,业余文化生活何等枯燥,院里每放一部片子,崔永元都会如饥似渴地从头看到尾。那些电影故事就像一个个美梦,深深烙印在他心里。在崔永元的心里,老电影可谓“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

 

       2002年夏季过后,崔永元忽然对自己必须时时扮演的“好为人师”感到厌倦。整整三天三夜,他高度失眠、一分钟也不能入睡,直至精神“彻底崩溃”。20029月,崔永元去意已定,所有事情都交接完毕之后,他就到云南一个疗养院住院看病。

 

       经过认真检查,医生作出诊断:严重精神抑郁症。在风光优美的云南待了一个月,崔永元的病况和情绪就得到了一定缓解。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试探着问医生:我还能回去做《实话实说》吗?医生的回答是:你可以回去做电视,但必须做你自己不感觉有压力,而且得喜欢到你干死也情愿的节目。崔永元马上想到了从小就与自己剪不断的老电影传奇梦,已经淡出观众视线更被媒体冷落的他,拉着五六个人,开始真正经营起了他的梦想。

 

       电影中的传奇

 

       崔永元曾经参加过一个环保团去内蒙古种树,在火车上碰见了老电影艺术家于洋。两个人面对面狂聊老电影,嗟叹那些本来应当是这样、但后来却成了那样的许多部老电影。于洋提醒崔永元:你既然这么喜欢老电影,可以去电影厂里找找,那些拍了没用的胶片叫编余片,都留着呢!

 

       崔永元开始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想到去找那些老电影的“编余片”。可是当他兴高采烈地与各个电影厂联系时,得到的回答都完全一样:前几十年库存的编余片早就没了,根本没有任何资料保存。再追到各个电影洗印厂,也是同样的否定回答:电影胶片上有银子,为了回收银子,胶片全洗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崔永元简直就像挨了当头致命两棒,甚至差点儿抑郁症复发。他感觉此前的一切梦想都随风飘去,要什么没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呢?一天、两天过去,就在崔永元和节目组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沮丧中时,一位策划忽然说:既然还有人的生命线索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被销毁被洗掉的“编余片”,再重新拍一遍呢?于是,就有了这个综合纪录、访谈、文献、表演、复制等因素的“四不像”电视节目形式,崔永元说它只能叫“传奇”。

 

      《电影传奇》不久前做了个统计,光是采访影像就有11万分钟,大概涉及1500多位中国电影人,其中至少有50人已经离世。

 

       长影的王启民,曾经是《甲午风云》、《战火中的青春》、《艳阳天》的摄影师。当年跟王启民合作过的导演都说,每次在电影开拍前,他就把所有机位图都画好,标上镜头号。到摄制现场实拍时,所有事情全装在他脑子里。拍《甲午风云》,他晕船晕得特别厉害,不但在风浪里晃悠,还得爬上桅杆爬上指挥塔拍摄,那就晕得更厉害了,吐得一塌糊涂。可后来采访时王启民却说:也奇了怪了,甭管我晕得多厉害,但只要眼睛往取景器里一看,就不晕也不吐了。王启民说:我就是离不开电影厂的摄影棚,本来我浑身都是病,可只要一闻见摄影棚里的那股子胶卷味儿,就什么毛病都没了。后来王启民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腿也截肢了,整天只能坐在轮椅上。采访即将结束时,他对崔永远说:你能让人带我去一趟摄影棚吗?特别想回去看看,老不进那个地方,心里就憋得难受!

 

       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记住了双枪英雄李向阳,也记住了其中的老松井。已经故去的老演员方化演的日本鬼子,至今让人们钦佩不已。当《电影传奇》制作《平原游击队》这一集时,老伴讲方化当年练眼神的真实故事:方化为了能用眼睛充分表现老松井的狡诈、多疑,居然在家里养了一只鹰和一只猴,闲下来就站在鹰面前瞪大眼睛与它对视,再跟猴子交换眼神。时间一长,架子上的鹰一见他过来就赶紧甩头躲开他的眼睛。正因为当初下了这样的苦功,今天回忆起老松井的形象,五官可以模糊,但那犀利灵动的眼睛,却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拍摄《电影传奇》这几年,总有人跟崔永元提起那些曾经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的译制片。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拍摄,《电影传奇》拍了20多部译制片。他们吃惊地发现,很多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外国电影,在他们的国家甚至算不得什么。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男主角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不是我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日本电影《生死恋》的演员都一致拒绝采访,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很烂的电影。

 

      《电影传奇》下一步拍摄计划是为人物作传。不是大明星大导演,而是人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电影人。已经列上名单的,有写出《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通福,有在“文革”中受迫害自尽的乌白辛,有让造反派打死在摄影棚里的《红旗谱》编剧海默。崔永元很清楚,这没收视率,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但他认为有价值,甚至是“平反”的价值。

 

       崔永元对《电影传奇》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中国电影的资料搜集特别重要,因为将来总有人会研究它,搞电影的人总要研究电影发展史。那么我们提供的口述历史真相,就是最珍贵的。”

  

       会客省委书记

 

       制作《电影传奇》之余,崔永元在去年、今年“两会”期间,各做了12期特别节目《小崔会客》,会的不是以往节目中经常出现的百姓,而是省部级高官。

 

       崔永元一样有底气:“省委书记也是从什么插班生啊、野孩子啊那个时候长大的。小时候有什么区别啊?也有爱吃醋溜白菜的,爱吃炒大葱的。”交流之前几乎不做准备,提前十分钟才见面,两人一握手,直截了当:书记,哪些事您不爱说,或者哪些事您非要把它说透,您告诉我。“他就说,你给我留点时间,让我把哪件事说清楚,家庭私生活尽量不说。”

 

       小崔想让公众看到的就两点,一个是他们脑子清楚不清楚,有没有执政能力;该知道的大数你要知道,该知道的走向你也要知道,这些东西你要说,得整明白。第二,看他有没有人情味,有没有人性,这个很重要;有没有为了一个孩子而痛苦、着急,会不会为一个老百姓的困难感到难受。

 

       这里面很多人让他非常喜欢。比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说起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在身边,“潸然泪下,哭得像个孩子”。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孩子上学时他正在市里主管教育,想去的那所学校要提俩条件,他说答应不了,结果孩子没进去。还有中国工程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因为上海百姓配合苏州河改造,在市人代会上向代表们鞠了三个躬。

 

       抢救中国大使

 

       现在,崔永元又悄悄开始了名为《中国大使》的新计划。他打算采访86位新中国前任驻外大使,以及当时的翻译、司机、秘书,可能有数百人。

 

       已经采访的两位,一个是符浩,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参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一个是凌青,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们即将采访的另一位大使,已经九十多岁。老人身体不好,一天最多采访两小时,他们就日复一日地去。两位外交官的采访眼下已经做了25小时,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中国大使》是外交史需要的,这些口述资料要完整地收集进去。不是说有档案文本、历史记载就够了,所有的人都希望面对面地交流和采访,”他说,“再过多少年,学者要研究电影或外交的时候,希望跟当事人聊,人已经没有了。我给他保存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个档案往这儿一放,就是你和他的交流,就相当于你可以听到第一手的资料。”

 

       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里写了三个人,都说是自己把老舍的遗体从太平湖里捞上来的。三个人说的服装不一样,姿势不一样,遗体旁漂浮的东西也不一样。崔永元特别喜欢傅光明的一段话:“谁在撒谎?我宁愿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诚实的。”

 

       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是个体的历史,它可能不是现实,也不是正史。但是我觉得大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这些个体的感受和细节。”至于主持人的职业,他打算在三四年内慢慢退出来。他希望把所有时间都拿来抢救各个艺术领域的口述历史,像《电影传奇》、《中国大使》那样,分门别类地做类似的口述史收集,比如戏曲、画家。

 

  (编辑:子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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