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乃清

    导演弗里尔斯：英国民众要求女王撒谎

    戴安娜王妃逝世时，女王的那种情感是极其真实的，但是，英国民众给了她很大压力，外界要求她对自己撒一个谎，要求她承认戴安娜。

    英国导演斯蒂文·弗里尔斯(Stephen Frears)现身“伦敦电影回顾周”时，台下一名电影工作者激动万分，“他太牛了！从底层小人物拍到英国王室，他的电影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2006年，《女王》横空出世，夺下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全球50多个奖项，成为英国影坛一大奇迹。凭借该片，弗里尔斯第二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海伦·米勒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小金人。去年，炙手可热的弗里尔斯出任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身携伦敦电影局宣传任务，此次沪上之行被弗里尔斯戏称为“绑架而来”。这名年长的“绑票”脸上自始至终挂着亲善的微笑。

    美国是金钱和美女的大囚笼

    “当导演很难吗？你去导一部电影，好，你就是导演了！”这是弗里尔斯的开场白。

    大学时，弗里尔斯在剑桥学习法律，由于不堪法律的枯燥无味，毕业后，钟情舞台的他选择了英国皇家宫廷剧院。1966 年，在卡莱尔·雷兹(《法国中尉的女人》导演)的帮助下，弗里尔斯当上助理导演，从戏剧、电视逐步进入电影圈。多年摸爬滚打，凭借敏锐的视觉意识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弗里尔斯终于成为英国影坛一流导演。

    因其多样化的取材，弗里尔斯入选“史上最伟大的21位英国导演”(《每日电讯》评选)：“丰富的戏剧从业经验使他对各种题材驾轻就熟：《危险关系》中18世纪的法国；美式风情的《高保真》；《肮脏甜蜜的事》中的当代英国底层民众；《女王》中对君主的别样审视。”

    英国独立电影人中，弗里尔斯是享誉好莱坞的“稀有品种”。1980年代末，弗里尔斯受邀去美国，他拍摄的《危险关系》、《千网危情》等多部作品在口碑和票房上都获得巨大成功。

    2000年，弗里尔斯回到伦敦。“电影人需要自由，对我而言，美国是个充斥着金钱美女的大囚笼。我宁愿回到伦敦：这里整日阴雨绵绵，电影人生存并不容易，但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对我而言很完美。”

    “年轻时，您有没有崇拜的导演？”电影学院的学生问。

    “没有。”弗里尔斯和蔼地笑笑，“我小的时候导演都藏在幕后。观众走进影院，只看见故事和演员，他们对导演一无所知。后来，导演走出来了，还成了大明星，可我更喜欢那个‘被藏起来的’我。”

    在弗里尔斯眼中，每个导演在童年时期都有一座天堂影院：“我更怀念童年时光，大家走进影院，只为了看一个故事，然后……流下最纯真的眼泪。”言至此，66岁的老人几近哽咽。

    临别，他向台下的中国学生调皮地挥挥手：“《色，戒》很棒，你们看不到的那14分钟是我的最爱！”

导演弗里尔斯

     拍《女王》时，我天天祈祷别被砍脑袋

    “有人拍片花大钱，有人拍片用脑子。在我看来，脑袋里的东西更有意思。”

    从影30年，弗里尔斯触碰了许多边缘题材——同性恋、种族主义、非法移民、未婚先孕的少女，直至英国王室的生活。

    1985年，他以90万美元低成本拍摄了《欢乐洗衣店》。片中，弗里尔斯大胆植入种族和同性恋等敏感议题，通过一位巴基斯坦青年的眼睛反映了伦敦工人阶层的失业状况。“从小到大，我在一个白人中产家庭成长，当我读到哈尼夫·科瑞奇的《欢乐洗衣店》时，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该片捧红了丹尼尔·戴·刘易斯，也让弗里尔斯成为“酷儿”电影运动的旗手。

    2002年，在电影《肮脏甜蜜的事》(又译《天使夜惊情》)中，弗里尔斯展现了一个全无英国白人出没的伦敦底层社会：来自亚非及东欧的新移民、出入高档酒店的黑人妓女、血汗工厂的纺织女工，以及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非法移民以贩卖肾脏求取护照的黑市交易。“当我走在伦敦街头，看到那些钟点工和出租车司机，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展现别人看不见的伦敦。”

    2006年，弗里尔斯的事业攀上新高峰：《女王》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影片以戴安娜王妃去世为背景，刻画了英国社会、王室与政府之间错综的矛盾和共生关系，被誉为“一幅私密的、有揭示性的、颇具幽默感的英国王室画像”。

    “女王的故事离我们太近了，你寄一封信，她就在邮票上。”将女王搬上银幕属于“胆大妄为”，弗里尔斯半开玩笑道：“女王是个大禁忌，这之前没人敢拍女王的电影，拍这片时，我天天祈祷别被砍脑袋。”

    弗里尔斯认为英国王室岌岌可危，“最近10年，伦敦越来越有趣，但还是有它落后的地方，比如白金汉宫，说实话，我真想把它给炸了。”老人扮了个天真的鬼脸，他得意地翘起腿，露出了粉紫条纹的可爱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