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中性》给了我一种强烈印象：它是以神话、生动的政治神话开头，逐渐发展成一个成长故事。你有个女儿，此书的写作是否受了她的影响？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女儿是在《中性》写到一半时生的，她影响了这本书的情节。书中有对孩子出生和胎儿成长的关注，有许多关于怀孕过程的描述，也有关于男人如何感到自己在这过程中无关紧要的描述。这些细节中有我女儿的痕迹，不过早在她出世前这本书就成形了。
纳博科夫说过，所有伟大小说都是神话。《中性》开头两部分是用史诗文学的精神构思的，所以不会离神话太远。我故意要把这本书弄成一个混血儿，就和它的两性人叙述者一样。一半是第三人称的史诗，一半是第一人称的成长故事。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在《中性》里你好几次影射到一些民族的史诗，尤其是希腊史诗。对我来说，我们现代的史诗，比如，《尤利西斯》、《百年孤独》、《午夜的孩子》都对本民族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你有为美国读者写一部希腊史诗的雄心，是不是？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常想写一部宏大的喜剧史诗。你提到的那些书都是我青少年时代喜爱的书籍，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我就梦想着能染指写喜剧史诗。我想在我变得太老之前，最好开始动手做，因为我知道这个举动会在肉体上和智力上把你消耗光，而且喜剧性的精神会随着一个人逐渐衰老而消亡。我从来没有打算写一个“希腊- 美国”式的喜剧。起初我只想写一部两性人回忆录式的虚构小说，这令人想起其他文学上的两性人，如提瑞西阿斯。雌雄同体把我们引向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把我们引向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把我们引向我的家庭。我利用了我的希腊祖先，因为他们在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能派上用场，而不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既然有了尤金尼德斯那样的名字，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一旦卡利性别的真实情况被人发觉，她最后在一家性别认同的诊所里放弃了她原来的女性性别。那儿有个性学专家卢斯医生对她做了一连串检查，想确定她“真实”的性征。小说的这个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先天还是后天培养才能决定一个人的性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在小说中的作用？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出生在男女性别差异消失的70年代，那是后天环境决定论的全盛期，人人都坚信人格，尤其是性别特异的行为是后天形成的，性学专家和女性主义者认为每个刚生下来的婴儿都是一张有待书写的白纸，是后天决定了他的性别角色。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生物学和遗传学被认为是行为的真正决定因素。因为已经经历过第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论点的消亡，我怀疑第二种论点也即将过时。眼下我们过分夸大了基因在我们命运中的决定作用。正如卡尔所说，遗传学把古希腊有关命运的观念深深植入我们的基因中。但它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基因和环境在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里相互影响，它们共同左右着人类。生物学家们明白这一点，不过文化界普遍不太理解。
我笔下主人公的生活结束了这种争论。卡利是先被当成女孩培养的，由于在青春期产生了男性特征，就采用了男性的性别身份。卡尔是作为一个男人投身社会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个男人。再说即使是男性也是各个不同的。在先天基因还是后天环境之间，我更主张一个中间位置。很显然，这也是书名的一种涵义。不过我在《中性》里不光讨论了第三种性别。《中性》也代表了性别本身这个概念的灵活性。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美国的概念。《中性》是一种对个性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我认为我们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自由，更少受到基因上的阻碍。研究者们本来指望在人类的染色体组里找到20 万个基因，事实上，他们找到了3 万个，不会比一只老鼠的基因多。说得更精确一点，并没有足够的基因来解释人类的容量。我们是如何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难题依旧悬而未决。“中性”是卡尔对他自己身体结构的解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