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对，是他们哥俩的家，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那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半小平房。芒克和当时的女友毛毛住里屋。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圈子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周楣英，是徐晓的丈夫，后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是鄂复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财务订阅邮寄，事无巨细。那个以作坊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记者：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那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记者：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记者：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记者：那么多人的话朗诵也听不到啊？

　　北岛：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记者：观众当时能听得懂你们那些诗歌吗？

　　北岛：那时似乎没有听懂不听得懂的问题。那个时代不一样，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开放：往往越是异端的东西，越被接受。

　　记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记者：《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