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黄灿然
德国小说家与法国社会学家就新自由主义把政治倒退成功地变成社会进步的标准，以及就启蒙运动在欧盟中这两大文化的命运交流意见。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2002年)的逝世，使世界失去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使欧洲左派失去过去十年来最激情和权威的声音。终其一生，其著作的主题都是不平等--他的作品可以被视为对不平等的各种形式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长期研究。在政治上，布尔迪厄总是站在左派一边。由于厌倦了密特朗执政期间社会党政权的经验，他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愈见激进。1993年，他在《世界的贫困》中对法国社会主义所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严重指控，这是态度转变的标志。他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干预组织"有理由行动"的始创者、"左派的左派"的鼓动者、主张形成一场欧洲社会运动的倡导者，他在最后几年对法国传媒的腐败和法国知识界的墨守成规做出一连串猛烈的抨击，并招惹法国知识界的仇恨。
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君特·格拉斯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除了《铁皮鼓》之外，格拉斯还以他儿时曾经生活过的波兰格但斯克为背景写出了《猫与狗》、《狗年月》以及《比目鱼》等小说，以此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首先被希特勒点燃二战战火的地方。格拉斯的作品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是布尔迪厄在1999年与格拉斯的对谈，这次对谈让我们对布尔迪厄在政治上的不妥协有所了解。在这个被认为已不可能再出现左拉和萨特的年代，他成为他们的传人。
格拉斯：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作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这在德国很不寻常。在德国，哲学家坐在一个角落，社会学家坐在另一个角落，作家则在后房争吵。我们这样的交流是少有的。然而，当我想到你那本《世界的贫困》，或我的近作《我的世纪》，我看到我们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从低处讲故事。我们不站在人们的头上或从胜利者的立场讲话;我们在各自专业的里以站在失败者一边而闻名，站在那些被排斥者或社会边缘者的一边。
在《世界的贫困》中，你和你的合著者们压抑了你们自己的个性，把焦点集中于理解，而不是高人一等的知识这个概念--一种有关法国社会情况的观点，它肯定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作为一个作家，我真想用你们的故事当原材料--例如，对于"长寿花街"的描写，在那条街，通常第三代的金属工人现在都失了业，被排斥在社会以外。在对工作场所的描写中，社会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必诉诸口号。我非常喜欢。我真希望我国有像这样一本关于社会关系的书。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应有一本。也许应有一整个图书馆，收藏各种对政治失败后果的详尽研究--如今政治已完全被经济取代了。我心中惟一的问题也许与一般的社会学训练有关：这类书籍里没有幽默。在我的故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失败的喜剧在这里没有--荒诞产生于某些对抗。为什么这样?
布尔迪厄：从那些有亲身体会的人那里直接记录这些经验，本身已令人难以抑制，保持距离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我们觉得有义务从书中略去若干记述，因为它们太惨了，充满悲伤或痛苦。
格拉斯：当我说幽默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悲剧和喜剧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界线是流动的。
布尔迪厄：我们想让读者在一种原始的、未加修饰的形式中看到这种荒诞。我们对自己提出一个指示--避免文学性。你也许会觉得震惊，但是面对这样一些戏剧性的场面，总有一种想写得出色的诱惑。梗概尽可能写得无情地直接，以便回到这些故事本身那种极端的、几乎难以忍受的暴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科学的，另一个我想是文学的，因为我们要的是非文学性，以便达到通过其他手段获得的文学性;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我们相信欧洲和拉美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精心装饰起来的暴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你根本无法用纯粹的观念分析来了解它。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简直没法相比。
格拉斯：这反映在你们的书中--采访者常常被他得到的回答吓得目瞪口呆，以致老是重复自己或是思路被打断，因为对方正在讲述的事情，是以内心受苦的力量表达出来的。采访者没有干涉，以突出他的权威，或强加他的意见，这很好。但是，也许我应再解释一下我先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两个--你作为社会学家，我作为作家--都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个传统在今天，至少在德国和法国，正被质疑，仿佛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已失败了或中止了，仿佛我们现在没有它也可以继续。我不同意。我看到启蒙运动的进程中有缺陷，有不完整的发展--例如，把理性缩减至纯粹技术上可行的东西。它开始时出现的很多想象力的模式--这里我想到蒙田--已丢失了数百年，其中包括幽默。例如在伏尔泰的《老实人》或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这两本书中，当时的环境也是可怖的，然而，却还保存着那种表现一个滑稽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胜利人物的能力，即使是通过痛苦和失败。我相信，启蒙运动脱轨的迹象之一，是它忘记了如何笑，忘记了即使痛苦也能笑。在其进程中，失败者的胜利笑声被丢失了。
布尔迪厄：但是，在失去启蒙运动的传统这一感觉与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全球性胜利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保守革命，这个术语在德国的两场战争期间被使用过--这是一种奇怪的革命，它恢复过去，却把自己打扮成进步，把倒退本身改变成进步的一种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反对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这是我们两个都在忍受的处境：我们随时要被当成过时者、"曾经"者、倒退者……
格拉斯：恐龙……
布尔迪厄：正是如此。这就是保守革命、"进步的"复辟的巨大力量。就连你今天说的一些话也受其影响--我们被告知，我们缺乏幽默。但是时代没趣极了!真的没有什么好笑的。
格拉斯：我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快乐时代。文学引发的地狱般的笑，是抗议我们生活中的环境的另一种方式。你谈到保守革命，今天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兜售的东西，无非是重返19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老方法，它相信历史是倒回的。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欧洲各地相对成功地尝试使资本主义变得开化。如果我们假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机灵、任性的孩子，他们都可被视为对彼此实施一定的制约。就连资本主义也被迫接受和承担一些责任。在德国，这被叫做社会市场经济，就连基督教民主党人之中，也存在一种谅解，即不能允许再出现魏玛共和国的情况。这种共识在80年代初期崩溃了。自共产主义统治集团崩溃以来，资本主义--改装成新自由主义--感到它可以跟暴乱赛跑，仿佛失控似的，再也没有与之抗衡的东西。今天，就连剩下的少数负责任的资本家也举起警告的手指，因为他们看着工具脱离他们的控制，看着新自由主义重复共产主义的错误--发表信仰文章，否认自由市场有任何改变，宣称绝无过失。天主教徒也以他们的某些教条走这条路，就像中央委员会的官僚较早时做的那样。
布尔迪厄：没错，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于这个事实，也即它是由那些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实施的，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施罗德、贝理雅、若斯潘全都乞灵于社会主义，以便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使得批判性的分析遇到极端的困难，因为所有辩论的术语都再次被掉转过来。
格拉斯：已开始向经济屈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