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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谈近现代中国两次文学思潮的渊源与区别

2011年06月24日 来源:北京文艺网 我要评论 分享家:Addthis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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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红

  采访:合肥晚报

  被访:夏晓红

  连日阴雨,导致国内部分航班受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最终未能参加“智游中国·江淮风韵·‘宣酒杯’江淮文化精神论战(黄山站)”活动。但作为安徽的女儿,她对这次论战十分关心,不仅寄来精心准备的论文,还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梁启超和胡适堪称两代精神领袖。梁启超长胡适18岁,对早年的胡适有深刻影响。而胡适对梁启超的感情,从最初的倾心推服,到后来的渐多不满,其实恰好显示出整个学术思潮的变迁、演进。下面,我们就聆听以研究近代文学闻名的夏晓虹辨析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

    记者:晚清梁启超呼吁“文学改良”,五四时,胡适力倡“文学革命”,请问近现代中国这两次文学思潮间是否存在亲子渊源?又有何区别?

    夏晓虹:众所周知,胡适之暴得大名,缘于提倡“文学革命”,批判与扫荡旧文学,充满破坏性。但细究其思想形成,却实在不能忽略梁启超对他的启迪。

    早在青年时代,胡适便熟读梁启超著述,对梁氏在《新民说·论进步》中倡言的“破坏论”其实始终不能忘怀。胡适既认定由其发轫的“文学革命”与历史上“无意的演进”不同,而以“有意的主张”为特点,并以之为“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因此,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也应该用他后来的表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来指称,才更近实际。

    有趣的是,胡适与陈独秀联手打造的“文学革命”,最初反以温和的“改良”名目登场;而此前十几年由梁启超倡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改良”,却被发起人自命为“革命”。此中纠葛不能展开细说,这里只想从破坏与建设各自的构想及实施,略为分疏胡适区别于晚清“文学改良”的新质。

    《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其中一、二、四条在先前的《寄陈独秀》信中,原分列为最后的八、七、六三事,且均归入“精神上之革命”,其他五条则属于“形式上之革命”。这样先后颠倒的改变,按照胡适日后自白,全是因为“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而胡适真实的想法,则是在“文学革命”的次第中,形式革命应先于并重于精神革命。这正好与梁启超著名的论断“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相对应。显然,胡适所做的工作,是将晚清“文学改良”已经率先开始的文学的“精神革命”,再向前推进到“形式革命”的层面。而其以“白话”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构想,则凸显了“形式革命”的关键意义,相对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标举“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其实难度更大,对旧文学的破坏也更彻底。

  胡适与梁启超渐行渐远

    记者:受梁启超启迪,胡适力倡“文学革命”,除从理论上对旧文学作了更彻底的破坏,他还有哪些破旧立新的建树?

    夏晓虹:胡适在新文学创作上躬行实践,无疑属于破旧立新的工作;同时,他还将建构新的文学史观,视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题中应有之意。应该说明,喜发新论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对胡适亦有启迪。依据“俗语文学大发达”的历史事实,梁氏曾高度肯定:“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 不过,限于“俗语文体”当年还只是与启蒙的急就章联系在一起,其独立的文学价值并没有得到确认,由此导致梁氏的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也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在梁启超失手的地方,胡适却用了大力气。而且,从根本上说,其“文学革命”论的发生,也与以白话为中心的新文学史观的确立相辅相成。在写于1916年4月5日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一则札记中,胡适已经肯定:“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

    依据这一“革命”也即“进化”的必然趋势,胡适关于“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 的呼号也具有了历史的正当性。除了散见在各文中的论述,胡适还专门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白话文学史》,将梁启超发明的“自宋以后”、其先前自言的“至元代而登峰造极”的白话文学进化史,又向前追索到《诗经》的《国风》,向后推展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国语文学的运动”,成为一条完整通贯的文学史线索。胡适自述写作目的时,也明白宣示:“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这一全新的文学史叙述,不只印证与支持了“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五四“文学革命”论,而且对此后的文学史书写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论述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学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胡适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新眼光,而其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延伸考察,又弥补了“文学革命”构想中原有的疏漏。至此,胡适已经与梁启超渐行渐远。在梁氏止步之处,胡适又发力前奔。

    夏晓虹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香港岭南大学(2009-2010)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旧年人物》、《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晚清上海片影》、《燕园学文录》;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编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等。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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