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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系列专访|孙谦:穆斯林诗人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

2014/11/4 16:42:26 来源:北京文艺网专稿 我要评论

作者:王日立

孙谦:穆斯林诗人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
孙谦近照

孙谦:穆斯林诗人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
秦晓宇先生宣读诗歌奖二等奖孙谦授奖辞

  采访者:王日立

  受访者:孙谦

  “我既非宗教狂热者,也不是完全彻底的神秘主义者,而更多是一个本性诚实,向往本真的人。当我以诗性的精神探索真理时,与宗教信仰相遇了。我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究其本质来说是跨越地域、民族、宗教,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神信仰——宇宙意识,当它被苏菲主义者彻底打开之后,它通达造物主的趋向和通道尤为向人开敞。”

  “可我已经到来,在光中/比孤独更孤独的光”

  ——节选自孙谦《苏菲绝唱》

  回族诗人孙谦先生的长诗《苏菲绝唱》日前荣获第二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二等奖,评委在授奖辞中评价道:《苏菲绝唱》,处理了一个极具难度的世界性主题:伊斯兰文化的内在现代精神。……为当代世界中种种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解正名,形塑起从神本脱胎为人本的伊斯兰当代精神形象。……“苏菲绝唱”,恰是伊斯兰文化绝处逢生之吟唱。

  伊斯兰文化虽偏居于世界的一隅,但它曾在历史上缔造出辉煌的文明,它宁静而神圣,拥有着力量与光亮。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伊斯兰文化目前正处于弱势之中,惨遭摧残,处境尴尬,但是幸运的是,在这种困境之中,依然有许多回族作家和诗人,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不断探索并传承伊斯兰文化,使它不断走向世界。颁奖之后,北京文艺网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孙谦先生,从这些严谨细致、字字斟酌的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赤诚之心和对伊斯兰文化的热爱,以下是采访实录:

  伊斯兰文化仍然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状态 穆斯林诗人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

  记者: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会和渠道参与的国际华文诗歌奖呢?

  孙谦:在第一届国际华文诗歌奖终评公告发布不久,我弟弟孙文曾拿给我一张打印的诗歌奖公告,由此我知道了这回事。在2013年夏天评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曾在长沙《锋刃》的诗会上认识了诗人草树,那时他还没有获奖。获奖的女诗人廖慧我也是认识的。也就是第一届获奖公告发布之际,我的《苏菲绝唱》出炉了,这个诗集曾在“天铎长诗奖”中入围终审,这增加了我的自信,于是,在2014年春季的一天,将《苏菲绝唱》上卷发布到了国际华文诗歌奖投稿论坛。

  记者:您的诗作《苏菲绝唱》获得本届国际华文诗歌奖二等奖,授奖辞中说“回族诗人孙谦的《苏菲绝唱》,处理了一个极具难度的世界性主题:伊斯兰文化的内在现代精神”。那么伊斯兰文化赋予您的诗歌怎样与众不同的一面?

  诗歌奖二等奖:孙谦《苏菲绝唱》授奖辞

  回族诗人孙谦的《苏菲绝唱》,处理了一个极具难度的世界性主题:伊斯兰文化的内在现代精神。这里的艰巨挑战是,在伊斯兰文化面临的内、外双重复杂困境中,如何找到自身现代基因,建立起植根于传统的独立思想,在保持信仰的同时完成个人精神建构。《苏菲绝唱》以伊斯兰圣洁的精神生活为主题,以古典哲思宁谧的语调、纯净流淌的诗句,发掘伊斯兰苏菲派开明传统,上承十世纪遭火刑处死的苏菲派圣人哈拉智“我即真理”的思想渊源,下接以本诗创作地点西御街为象征的现实人生历练,为当代世界中种种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解正名,形塑起从神本脱胎为人本的伊斯兰当代精神形象。尽管挑剔的读者,可能认为加大古典精神和世俗内心间的反差,会增强这部作品的张力,但透过“可我已经到来,在光中/比孤独更孤独的光”般的词句,我们听到一位当代哈拉智在像“棉毛开口说话”,不同文化的深刻对话,于孙谦追求“诗写过程中汉语表达的大门也被无限打开”时达成。在这条挑战重重的道路上,孙谦迈出了极为宝贵的一步。“苏菲绝唱”,恰是伊斯兰文化绝处逢生之吟唱。

  孙谦:众所周知,伊斯兰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它的艰难时世,伊斯兰文化也惨遭摧残和撕裂。中国虽然有两三千万穆斯林,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伊斯兰文化一直都是处于弱势之中。在文学和诗歌中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表述,穆斯林之外的人似乎无人问津,而内部的声音又太过虚弱,处境非常尴尬。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很不错的回族作家诗人,但是他们羞于或怯于表述伊斯兰文化,因为有人会认为伊斯兰是愚昧落后,乃至落败的文明,不值得去大书特书。而有些人又会觉得伊斯兰不好表述,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弄不好会遭到非议、攻击。还有些人认为这个写作没有利益和出路,或者就是不得其门而入。而外部的冷落就自不必说了,确实,在中国文化人都以西方马首是瞻,哪有人会去关注你的关于伊斯兰的文学诗歌的。在中国除了一些翻译的伊斯兰古典著作,原创的东西迄无成色。只有作家张承志独扛大旗,他的小说和散文,将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文化从信仰和诗性的至高点上推向了世界。我视张承志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我的诗写可以看做是对张承志精神的一种接续,我们之间只是写作方式和角度的不同,在精神体验的向度上基本是一致的。

  伊斯兰主题诗写使我受益,也使我领受孤独。首先我在这种创作中发现了人的最初直觉的秘密,它直接导引了我的思维,许多时候当我面对一些客体化的事物的时候,总是会出现种种超验的情境,它使我逸出自身,达到一种创作的高潮,穆斯林三部曲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的结果。事后我常常会为这种内在的领悟和震撼感到惊讶,因为我太明白,以我自身的学养是不足以驾驭这样高难度的诗写的。其次这种宗教性或曰神性的诗写,一定是不合时流的,从表象上看,它一定是与我们生存的现实不相协调的,因为没有愿意去关注人与造物主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少有人去注意心灵道路走向的问题,因为汉文化没有这个终极追问的传统,汉族诗人也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并没有多少热情来证明自身,而我的诗写却被赋予了非常个性、非常独立的特征,它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又使可能成为不可能。这种诗写必然是一种冒险的诗写,其一要把主题从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导向开敞;其二要服从表述主体的建构,而非自己的想法;其三要化解孤独,让孤独根植于诗写本身,使其成为可以成长转化的动力。

  我们世界无边的黑暗凝聚不散,而伊斯兰文化曾经被神性之光无限照亮,那么,持续地深化这种光亮必然是有益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这个文明的遗产对现时代文明进程的参照价值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所提示的精神道路,是从生命的初始向着无限的敞开和飞升,如果我们现在冷落或者慢待这个文明,显然是不公和无益的。汉文化现在正在寻求复兴之路,那么作为一个穆斯林诗人也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而我在诗写中对伊斯兰文化的表述,可说是天命所致。

  记者:授奖辞中还写道:“苏菲绝唱”,恰是伊斯兰文化绝处逢生之吟唱。同时也提到伊斯兰文化面临着内、外双重复杂困境。在您看来,伊斯兰文化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

  孙谦:从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伊斯兰世界一直以来都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瓜分、蹂躏,伊斯兰文化也由此跌入低谷。当今,随着西方分化、瓦解伊斯兰世界的新十字军战争的打响,他们有意引发各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伊斯兰是恐怖和暴力策源地的印象。西方的强势文化也乘势而入,打压伊斯兰文化,使得穆斯林内部的声音无从发出,即便是遭受欺辱的声音都被屏蔽了,更遑论抗议、抵抗的声音了。即便是萨义德那样的文化大师发出的声音{尽管萨义德并不是穆斯林},也在西方文化的众声喧哗中成为一种悲凉的挣扎。

  而穆斯林内部已分裂成为回归伊斯兰传统和拥抱现代社会两大阵营,直接造成了穆斯林群体思想的混乱和文化的撕裂,原有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分崩离析,各种思潮迭起,各种表层的价值观泛滥,却缺乏一个主导性的精神导向,陷入了非常难堪的困境。这导致许多国家本身传统有机的社会体系在向西方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显得矛盾重重,困难重重,悲剧不断。巴勒斯坦人的悲剧,与伊斯兰世界的环境有根本的牵连,由于伊斯兰世界传统价值观的消解或松懈,各个穆斯林团体各自为政,宁愿放弃道义,不愿失去利益,导致以色列的迫害有恃无恐。当此之际,伊斯兰文化已经是伤筋动骨,需要一个长期愈合的过程,除了种种外部修复,更需要精神和心灵的救治。所以重新整合伊斯兰文化资源,澄清伊斯兰文化环境,排除蒙昧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真正的伊斯兰精神从被抑制的、狭窄的、与现代世界脱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应是当务之急。

  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的构建,除了经济体系的建设,法制体制的建设,更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体系的建设,否则的话它就是残破不全的,中国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当宽容的、爱的、人道的声音在世界各个角落发出之时,就是伊斯兰文化复兴之时。我的伊斯兰文化的诗写,或许就是这个声音中的一种,在这里,我与苏菲主义的开放精神相遇了。

  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状况,仍然存在着与汉文化相互参照,借鉴,以及相互包容的问题。早在明清之际穆斯林的文化学人就在做这项事业,清季的大学者刘智是集大成者,现今,作家张承志更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伊斯兰思想家。但是,由于种种表述和对话的困境,伊斯兰文化仍然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状态,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学人和汉族学人中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孙谦:穆斯林诗人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
北京文艺网总裁杨佴旻先生为孙谦(孙文代领)颁奖

  真正好的诗歌是拒绝语言暴力,同情他者的苦难的。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能谈谈诗歌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吗?

  孙谦:我少年时代的写诗,您大概是听孙文说的吧?早在七十年代初,我曾在自己的初中作文中为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三个英雄人物——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各写了一首诗歌,这大概为我后来喜欢写作人物诗歌埋下了伏笔。我在九十年代初中期所写的《魏晋风骨》就写到了魏晋人物十几二十人,这部分作品得到了台湾《蓝星》诗刊和《创世纪》诗刊的青睐。

  我曾声言自己是在新古典主义诗歌、宗教诗歌和艺术诗歌三个界面创作,新古典诗歌是穿插于我整个的诗写过程的,宗教诗歌创作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延续至今,而艺术诗歌是在2010年到成都之后接触到艺术家之后开创的一条诗写之路。这三种诗写都有各自独立的几个文本支撑。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自觉地写诗以来,恍然不觉间,我诗写的历史已有三十多年了,占了我现有生命的近大半时间,如果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的话,生命和诗写或许会达到一个等量齐观的状态也未可知。如此想来,这个前景依然对我充满了诱惑。

  何以对诗痴迷如此?这或许是一个生命内在本质的秘密。精神的形态和意识所连带的隐喻系统,永远响应着语词意象在时空中的律动,就像血液永远穿行在脉管中推动心脏的律动一样,一个本质的诗人身上所携带的词的血液,词的气息,总会穿越物性的存在,在呈现光阴的迹象的同时,也使其抵达真实和无限的存在成为可能。

  只要语词活着,谁又能说一景一物就非存在,一时一瞬就非永恒。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让词带着生命行走,让词带走生命,让词复归生命。

  记者:您的弟弟在代替您发表获奖感言时提到,他受您少年时代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因此也走上了诗歌评论的道路,您觉得诗歌能为他人带来什么?

  孙谦:诗歌是一种精神或心灵交流的形式,还是一种深刻交流的形式。诗人通过自己独特的敏感捕捉世界的现象、迹象,然后再通过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或者口语的方式将它变成文字的表述。

  诗歌所表现的主题都是关于人和世界的基本命题,比如爱与欲、生与死、时间与永恒、存在于虚无、大地与乡愁等等,这些命题对于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同时诗歌是人的经验、情感、理性和智性的综合体,这些都是人的共性。

  由于诗人长期浸淫在精神和方法的训练中,往往能够发现到一些出人意表的存在,或者是发掘出那些通常人们都能知晓,但是又难以说出的存在。诗歌是以文字艺术的形式呈现的,好的诗歌往往具有感染人的精神,触动人的心灵,启发人的心智的作用,并且能够引导人求真、向善。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真善的存在,如果你的诗歌里有虚假的东西,很容易就露馅了。诗歌精神和诗性本身也是止恶抗恶的,真正好的诗歌是拒绝语言暴力,同情他者的苦难的。

  诗歌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诗人在极致的形式中,迅速完全地呈现自己,并像镜子一样地鉴证世态真相。有时诗人表达的是与主流精神体系相悖异的东西,因为诗人有预感和预言的能力,提前说出未知的事物。诗人的良知有时让他说出东西令世人瞠目结舌,惊呼其为异端,而这却是诗人真性情的显露,这时的诗人最具人性,也最接近神性和真理。诗歌本身并非真理,但是诗歌是接近和揭示真理的最佳方式。

孙谦:穆斯林诗人应担当起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责任
诗歌理论家孙文代替其哥哥孙谦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和朗诵诗歌

  中国诗歌正在走向成熟

  记者:您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经历了几代诗坛的变迁,能为我们谈谈,您眼中的诗歌是如何随着时代变化的吗?

  孙谦:我也谈不上阅历丰富,只是多活了几岁罢了。

  我确实是伴随着中国诗坛的变迁一路走了过来。从4·5事件的天安门诗歌风潮到朦胧诗的崛起,似乎完成了一种超验的诗歌运动,其实是肇始于人的内在精神的解放和释放,是对社会文化精神体系病态的一种反拨,为理想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朦胧诗是依照诗歌本身的形态,诗歌自身的语言方式表现生命意识的,当它突然打破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强制、约制的囹圄后,猛然之间给了人们一种醍醐灌顶式的提示,人们才恍然领悟原来诗歌是可以这样写的,原来诗歌也有这样不可抗拒的魅力。

  现代诗曾被称为白话诗、自由诗、新诗,它是西方移植过来的诗歌体式,表达自由不受约束,但是西诗除了有它自己自由的形式,更有它寓于自身形式中的文化形态和人格形态的完整建构。朦胧诗是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的,如北岛、舒婷和顾城在人格意识上的觉醒,而杨炼、江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觉悟。但是朦胧诗所启示的这种觉醒和觉悟,在后起的各种诗歌风潮中被打断了,弄混了。全盘西化的诗歌风潮,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对于本土文化和自身人格形态的觉知缺乏清醒的意识,造成了诗歌江湖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景象。这个局面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有意打碎、中断传统文化的结果,意识形态统治性的强制难脱其咎,物极必反在诗歌潮流中得到充分体现。

  伴随着破坏而来的必然是建设。所幸的是随着近年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回归,许多诗人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本土文化建设和人格形态建构重要性,这些必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乃至诗歌体系的根基所在,寓于强烈的文化感和人格性中的诗歌,才是全人类的、世界性的诗歌。北岛和杨炼终其一生都在深化自己的主题。可喜的是北岛曾经毫无顾及地抛弃的传统文化,又被他珍爱无比地捡了回来,而杨炼的文化本体建构,已经吸纳了世界文化的精髓,结构为一种完整的文化认知诗学,他的作品属于思想家类型的文化诗学。

  中国诗歌正在走向成熟,我自己伴随着它的成长而成长,我欣喜地接受它的全部,而不是某一部分。

  记者:在您的诗歌创作道路中,谁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比如哪位诗人、老师、朋友、家人?

  孙谦:我出生在底层的穆斯林家庭,父母的文化层次都不高,但是他们善良和真诚的本性,对我的生命和诗歌都有着深刻的浸染。我的祖父是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在文革最严峻的时期仍然不顾家人的劝阻,到清真寺去做礼拜,这在我的心灵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这颗种子后来在我岳父那里得到了浇灌,他是做建筑工地钻探地基的工作,无论工作场地流动到何处,无论在何种辛苦之中,都不放弃每日的礼拜和《古兰经》的学习,并且他从不放松对于家人的信仰的引导,有他那里我理解和接受了伊斯兰信仰。这种印象,在我后来伊斯兰主题的诗写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早期的诗写曾经受到当时的宝鸡诗人渭水和商子秦的影响,在渭水那里最初接触到了朦胧诗,他们两位可说是开启陕西西部现代诗的源头。那时和我一起写诗的有石墨{夏友成}和黄默{黄培德},我们三人被称为宝鸡诗歌的三套车,还有与秦巴子{何战平}和孙文的相互砥砺,都是支撑我诗写的动力。后来,我受到台湾诗歌的影响,创作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得到了台湾《蓝星》的向明、罗门、余光中和《创世纪》的洛夫、张默等师长的高度认同,支持了我诗写的后续力量。

  我的伊斯兰主题的诗写,最先得到了云南穆斯林人文刊物《高原》的响应,《高原》主编黄保国对我的支持是持续而有力的。我的这部分作品也得到了大凉山民间诗刊《独立》主编发星、闽南新死亡诗派首领道辉和神性写作同盟盟主蝼冢的真诚接纳,蝼冢曾把我的《新柔巴依集》的上半部分推荐给悉尼的《国际汉语文坛》主编圣童,圣童直接激励了这部诗集下半部的诞生。

  对我诗歌创作的产生影响的早期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雪莱、鲁迅、郭沫若、郭小川等人,随后便是朦胧诗人、西部诗人、台湾诗人和日本俳句诗人。而对我诗歌发生根本性影响的如:叶芝的糅合了民间文学和神秘经验的诗写;里尔克的高度自觉的衔接生命经验和宇宙意识的神性诗写;斯蒂文森的充满知性地融合思辨和哲理的诗写;博尔赫斯的将原生态文化与世界文化高度凝练的幻境创造;R.S.托马斯凝结宗教反思精神和威尔士本土意识为一体的伦理诗写;米沃什的从自己的处境出发以诗性的力量对于人类苦难命运的揭示,以及对于强权的评判;莫拉维的以苏菲体验的诗性魅力所释放出来的伊斯兰无限包容的精神;安萨里从主的认知界面所实现的伊斯兰正统教义与苏菲意识的融合,都是我诗写的永续的力量。而张承志对我有决定性的意义。我要向这所有的缘遇、诗遇致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北京文艺网所创办的华语诗歌奖,这个奖以考古发掘式的作业,让埋在地下深层的,沉在海底深处的诗歌文本浮现在了世人面前。我个人感觉如果没有华语诗歌奖的发现,就以现在国内主流诗歌的生态环境,我的伊斯兰文化诗写,再过十年八年也不会浮出来。从两届华语诗歌奖来看,它对中国诗歌生态环境的净化和建设是毋容置疑的。当然要感谢诗人杨炼所给予我的客观而公正评价,这将再次激励我创造性的思想。

  孙谦简介:

  孙谦回族,自由诗人,穆斯林人文学者。祖籍河南洛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生于陕西宝鸡。投入诗歌创作三十余年,在新古典主义、艺术诗学和伊斯兰诗学三个界面写作。试图在汉语诗歌创作中注入伊斯兰文化语境,建立伊斯兰神性诗学。出版诗集《风骨之书》{2003年台湾业强版}、《新柔巴依集》{2012年新死亡诗派资助出版}、《人马座升空》诗画合集与邱光平合著,2012年成都出版集团时代版、《北海骊歌》诗画合集与马丁·R·巴延斯{比利时}、董小庄合著,2013年香港艺术中心版。另有《新月和他的反光》、《让石头说话》、《穆斯林三部曲—穆斯林词—新柔巴依集—苏菲绝唱》、《境域书》和《成都地名书》等多部诗集待出版。曾获得台湾“蓝星诗社”屈原诗奖(1992年);台湾淡江大学暨“蓝星诗学”第一本诗集奖{2003年};澳洲“国际汉语文坛”首届国际汉语文学大奖(2011-2012年度);新死亡诗派免费诗集奖{2012年度};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2014年度}。诗歌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并被译成日语、英语和波斯语介绍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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