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这里有很多因素。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的学术机制还不健全有关系,另外跟我们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有关系。这个学术界,说它大就大,说它小就小,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下不了手去处分自己的同事。
曾子墨:根本上的体制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杨玉圣: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学术跟非学术界线不明晰,因为学术有学术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规则,但我们现在非学术的因素——包括政治的、包括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对学术的干预太多,渗透太多,影响太多。这是根本的问题。你想哪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有党委、团委、这么多行政部门的?在我们任何一个大学,党、团、行政这三架马车占取了大部分资源,如果一个大学有一千个教职员工的话,大概有五百甚至六百个是党团行政。
在抄袭之外,更多的学者提出“学术腐败”的概念。杨玉圣说,这是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粮食上撒尿,这是中国农民绝对不会干的事情。
曾子墨:您刚才说做这些事情还是希望能够纠正现在不正确、不好的这种学风,中国的学风不正在哪儿呢?
杨玉圣:学风不正,体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权学交易,即权力跟学术交易;钱学交易,然后大学越来越衙门化,越来越公司化,越来越“养鸡场化”。学者,没有把学术当成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是往往当成一个谋取名利、功禄的一个手段。
曾子墨:但一般人想象不到,真的会有这么黑暗吗?
杨玉圣:就怕你想象不到,比你想象的还要黑暗。比方说,这个权学交易,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我们有很多高级官员,到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做挂名的院长,做挂名的博导,这就是非典型的中国腐败——学术腐败。你想一想,现代社会分工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作为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有很多政务在身,本职工作是做好政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去到大学里带博士生,搞科研,为什么?因为大学里有专门的人在做教学,做科研,带研究生。
曾子墨:这在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现象吗?
杨玉圣:据我所知,至少美国没有。因为我是研究美国的,对美国比较熟悉。比方说基辛格,在做国务卿的时候,他是哈佛的教授,他一旦做了国务卿了,立马就辞掉哈佛的教授。所以说哈佛大学的教授,比方说前不久要宣布辞职的哈佛的校长,他原来是做过财政部长,但是他退下来之后来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咱们的部长们,咱们的委员长副主席们,等从政务退下来之后、而且是完全退休以后,要是能够到大学来做教授,非常好,那可以实现子墨你说的——实践跟学术能结合。
曾子墨:钱学交易,指的又是什么呢?
杨玉圣:钱学交易,是指的现在很多挣了钱的老板,又到大学拿学位,实际上是花钱买学位,这就是一种交易。
曾子墨:这个事情存在的多吗?
杨玉圣:越是名牌大学越多。据我所知,包括北大,包括师大,包括清华,你看看报纸,看看网站的广告,他们堂而皇之地办各种的高级研讨班,有的甚至办博士生班,实际上就是老板拿上多少钱,然后拿一个文凭。
曾子墨:人家不是也去上课了,上了这些研究班吗?
杨玉圣:对不起,他们基本上是不上课,上课是秘书代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