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绪源

    刘：近年来，有不少朋友在为文学批评担忧。本来，批评是多么美好、有趣的工作，许多读者喜欢看好的批评文章，那兴趣一点不比看作品差。但现在，要不就是生硬、抽象、满纸专业术语的所谓学院派批评；要不就是信口吆喝、好话说尽、不负责任的商业化炒作。真正可读而又有独到见解，让人眼目清亮的批评，实在是太少了。您的近著《从阅读到批评》(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版)，虽然是对一个西方批评流派——“日内瓦学派”的研究专著，却对中国的批评现状，有很强的针对性。您在撰写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想到过中国文坛的现状？
   
    郭：应该说是常常想到的。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读着中国的报刊，中国的文章。我对于中国批评界的不满和希望，在那篇《重建阅读空间》的长文中，说得比较透一点。
   
    刘：就是现在你移作《从蒙田到加缪》那本书(三联版)的代序的那一篇？
   
    郭：对。这本《从阅读到批评》因为是专题研究，行文还是专注于研究对象，不大有跳开来谈中国批评界的话。但有些敏感的读者，比如像你，就能体会到这种内在的针对性。但书中的最后一章，谈到斯塔罗宾斯基论“随笔”时，我忍不住了，直接谈论起中西随笔的不同来了。

    刘：潜台词变成了台词。
   
    郭：是。这样也有好处，现在有些人关注此书，就是关注后面这一章。
   
    刘：你后面三章谈斯塔罗宾斯基的，都很精彩。也许，这位诗人型的批评家，本身就是精彩绝伦的，您对他的论述，对中国读者也将最有启发。我记得三年前，读到过您一篇谈杨绛先生的文章《“一句挨一句翻”》(《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3日)，我还专门剪存了。你在文中说：“她的论文显露出一种‘批评之美’，我可以引用斯塔罗宾斯基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他说：‘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斯塔罗宾斯基这个名字。他这段话太妙了，尤其是结合了杨绛的论文，我们一下子就能体会到这种美妙。
   
    郭：这的确是斯塔罗宾斯基的一段很重要的话，是他经长期批评实践之后的经验之谈。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都是有教授的渊博和诗人的激情的大批评家，他们的批评是一种诗意的、充分体现了“批评之美”的批评，并非每一个批评家都有可能从事这样的批评。
   
    刘：他们的这种诗意的批评，与他们怀着一颗诗人的心，沉浸到阅读中去，强调在充分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开展批评的工作，是不是很有关系？
   
    郭：应该说大有关系。日内瓦学派非常重视阅读，马塞尔·莱蒙甚至提出了一种阅读的方法：“眼睛盯着！余皆不存。试图忘掉自己，平息静气，让诗自由的呼吸，自主地生活。……不可或缺的是高声朗读，使耳朵驯服、用舌和颚接触字词的肉体。”日内瓦学派的其他批评家也都对阅读的重要有自己独特的表述，例如，阿尔贝·贝甘的“作为使命的阅读”，乔治·布莱的“批评意识就是读者意识”，让·鲁塞的“贴心的读者”，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没有成见”的阅读，等等。中国古代如老子的“致虚静”、庄子的“心斋”、孟子的“以意逆志”、刘勰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等一系列关于阅读的思想，实在是与日内瓦学派的阅读观有得一比，他们可以隔着千百年的时空距离彼此相视而笑。
   
    刘：钱谷融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有些年轻教师和学生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就直接把理论搬用到自己的文章当中，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让读者觉得堆砌，零碎，不连贯……研究者对于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明白，总体上看，是先有了作品，才有理论，一切理论其实都是从作品中总结出来的。单纯地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到概念的文章是无法深入说明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自然无法说服人。不读作品，是无法真正领会理论的精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