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先生推荐

    去年一个炎热的夏夜，偶然在东京都的西郊的小金井市的武藏小金井车站，看到了小金井市所辖的几个“町会”（居民自治组织）在举行联合的节庆（祭庆）。那场面与哈佛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贝斯特教授20年前写的《邻里东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所描述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各町会巡游的男女，载歌载舞，热血沸腾，连续三个小时投入全副身心。（250--260页）去年夏日东京遭遇几十年未遇的高温酷暑，各个町会参加游行、歌舞的成员依然穿上统一的男式（女式）的和服，上面都绣着该町的名字；当然脚下是一双双传统的日本特有的木伎和两趾短袜。我知道，那整齐的舞姿和队型是他们几个月前开始抽出每周休息时间辛劳、一丝不苟排练的结果，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并无分文津贴、报酬，倒是那统一的和服要自己掏钱购买的。那夜，背着巨大桶鼓狂烈不停敲打的各个町会的小伙子们汗流浃背，但从他们神态明显可以看出，或为自己队伍比其他町会表演精彩感到自豪、或因为自己町会的队伍在一年一度的竞争中相形见绌的寒酸相感到沮丧、自卑。为了什么？为了显示自己所在居民组织——町会的名声和面子。这种日本各地无论城乡居民组织都要举行的节庆（祭庆），虽然规模和名气或大或小，对于在日本滞留近20年中的我来说，缺乏新奇感，习以为常了，可是我那天晚上还是想着这样一个长久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他们如此“敬业”卖力、认真的原动力来自何方？贝斯特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邻里东京》给了我一个富有学理的答案。

　　战前的町会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被军国主义集权政府用来强化意识形态、动员百姓参加战争和规划经济，所以，这种“法西斯组织”战后马上被美国占领军当局废除、禁止。1947年日本政府还发出指令：1945—1946年担任町会等基层组织干部，四年之内不能担任类似的干部；政府官员也不能向居民组织发出指令；同时还禁止居民组织之间的联系、禁止神道教神社与地域节庆发生关系。虽然有各种禁令，而事实上的基层居民组织依然存在，1951年禁令过期后，全国各地很快恢复了町会组织。

　　但是，因为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土地制度改革和遗产税法实施，1950年代重建的町会——居民组织也发生了根本的、潜在的变革。贝斯特的观点与结论与其他社会学研究者的着眼点不一样，他认为战后的町会是一个非正式的行政组织，在研究社会结构时候，不能放弃这种非正式组织；而且在关注这种非正式组织与关注其在政治与行政方面的特征同时，也要注意其他各方面的特征，比如，其“形成的人们情感比它采取的正式的政治行动更加重要”。（84页）从贝斯特的《邻里东京》的细微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保守的、由零售商、小企业主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控制的町会与政府行政当局之间看来貌似稳定的合作关系，其实也充满了持续的紧张和潜在的冲突，可以感受到实在的“社区居民的情感及其直接在政府控制之外获取社区自主性的力量”。（85页）最明显的事例，社区的防止犯罪和防止火灾工作，应该说是政府与居民组织利益目标一致的工作，居民组织的积极分子也热心义务几年如一日认真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当区政府和消防机构要以完全控制、指导这一工作的时候，居民组织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厌倦和不满，来自政府的干部也很快地感觉到这一不满，收敛了对他们对居民发出指示的企图。（147-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