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贝斯特在1980年代动手做这一项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多尔（R.P.Dore）在1958年出版的《日本城市生活：关于东京一个行政区的研究》(City Life in Japan: A Study of a Tokyo Ward)里描述的“邻里社会生活模式在30年之后的东京依然普遍存在”，那么，在我——作为一个在东京居住的中国读者眼里，1980年代中邻里东京的画像，在21世纪初今天依然没有退去。去年夏天我在武藏小金井车站看到的那一幕之外，我所居住的公寓楼的自治会的组织、运作以及与政府行政的关系，与贝斯特的描述没有根本的差别。我们公寓因为是临海观看每年夏天举行的东京湾烟火大会得天独厚的胜地，这些居民自治会干部，在那天必然早早在大门入口空地上搭起临时帐篷，摆出要进入我们下面绿化地外来客人签名的本子，派出纠察诱导本楼住户的亲友前来车子在空地上守秩序地停车。这些干部与我国居民委员会干部不一样，没有一个拿来自政府行政的任何一个子儿的报酬或津贴，也不会得到任何便利的好处。这些维持治安的干部，与正在路边巡逻的110警车虽然出于同一维持节日治安目标，可是没有任何隶属或其他方面的联系。

　　正如贝斯特20年前已经看到的趋势，由零售商、小企业主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构成的居民自治组织干部群正在被年轻的大公司里就业的工薪精英取代，除了老中产阶级自身年龄的造成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之缘故，主要原因是：近2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郊外大型超市等商业压倒了原先商业街上个体商人，地域商业街越来越萧条；跨国大公司的制造业淘汰了不少胡同工场，老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失去了接班人。尽管依然在东京那些奄奄一息的商店街上还能看到这些地域商会保持传统的最后一搏：下午4点左右的广播、换上统一的标志性的路灯来吸引路人——《邻里东京》里所说的增加商店街活力的措施，这个时代趋势看来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虽然邻里自发、自治组织的积极分子构成阶层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一点依然可以肯定的，战后的町会的生命力，拙文在前面提起的，这些义务、积极参与居民组织活动的人们的原动力没有变化，那是因为日本这种最基层居民组织的团结的情感和名义上的平等下展开的活动，与社会其他等级制度与观念相分离，于是，居民社区就成了一个人们可以有选择余地和自我完成的舞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这里的地位与声望，并不是与在社会其他地方一致的。那些无法获得社会其他地方承认自己声望、能力的人们可以在为大家服务中，可以得到邻里们相互之间的承认——这里有自己形成的标准、对个人人格评价的标准。先前老中产阶级，小企业主们的能力和人格权威在学历社会中——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领域里得到一种均质化的认可补充，缓解、平息了社会其他领域激烈的竞争，当然也可能增添了一项社会竞争。（269页）贝斯特把这种居民组织存在看作阶级格差得到调整和平衡的一种杠杆。

　　E·霍布斯鲍曼《在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中指出，历史上许多所谓的传统，真要考证起来，其实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说，都只是具有很短暂历史的传统。传统是创造的，是人为强化的，不一定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后重组的日本居民自治组织——町会、町内会、自治会，虽然看上去其持续性是前工业社会的传统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相对于“过去”创造的一种当代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地方行政政府机构如果说是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治体的话，这种最基层居民团体是自治体外的自治体。地方政府为了控制居民组织时，开展指导性活动时，不得不利用它们已经形成“传统”的活动形式，这种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反过来又向政府的权威挑战。

　　书中，为了避免涉及私人隐私，贝斯特把田野工作蹬点那个町化名“宫本町”，相关的地名也都用化名，从书中其他资料来看那是一个我相当熟悉地域（离开我家不远），可以推测它的大概位置（翻译者可能不懂日语、或对日本东京生活不熟悉，不仅许多作者用罗马字标记的单词没有翻译成相应的日文汉字，而且把很重要的地名“荏原区”翻译成“江原区”是明显的错误）。今天，我在因特网打开品川区下辖的那些“町会”的网页，把其中的一些照片作为插图吧，可以让《邻里东京》的中国读者对该书，对日本的居民组织有一个更亲切的认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