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推荐
一、
在加尔文主义神学与英美自由主义宪政之间，站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苏格兰。新教改革宗（加尔文宗）的自由观，是一种基于《圣经》启示的、国度和圣约之下的自由。凯利（Douglas F. Kelly）的这本书，论述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新教改革的加尔文主义遗产，如何塑造、演变和更新了英美的宪政观，尤其是对政教关系等政治哲学议题的巨大影响。但在观念与制度史的梳理之外，最生动贴切的例子，还是两个苏格兰人站在国王面前的故事。一切政法理论，若不能导向类似的故事，就只是知识分子们的智力游戏。
1560年后，被称为苏格兰长老会（加尔文宗）之父的诺克斯牧师，与镇压新教徒的玛丽女王有过四次会晤。最后一次，玛丽女王傲慢地斥责对这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在这个国家，你以为你是谁”，敢如此对君王说话。诺克斯这样回答她：
尊贵的女士，我和你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我既不是伯爵，也不是子爵或男爵，但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无论在你眼里我是多么卑微）。是的，女士，如果我预见到一些会损害国家的事，我会像那些贵族一样，全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
如果说，这时诺克斯与天主教女王的对峙，更多还是凸显信仰层面的冲突。那么36年后，当玛丽的弟弟詹姆士六世，与诺克斯的继承人梅尔维尔再次会晤时；冲突的层面，就已从新教信仰与天主教体制的差异，演化到了政教分离的自由宪政与国家全能主义之别的政体层面。当时，绝对君主制思想已在欧洲出现，詹姆斯六世也接受一种被称为“伊拉斯图派（Erastian）”的国家主义学说，这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一个早期理论，否定教会代表着一个灵魂的或思想的国度，主张国家享有绝对主权，国王的权柄不但及于身体，也及于灵魂。因此国王拥有对教会的最高控制权。当时，詹姆斯六世在会谈中拂袖而去，梅尔维尔追上去，拉着国王的衣袖，呼喊他为“上帝的子民”，他说：
在苏格兰，有两个国度和两个国王。耶稣基督是苏格兰教会的头，苏格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地上的国王詹姆士六世，是耶稣基督的臣民。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詹姆士六世不是国王，而是上帝的子民。
二、
这两段话在人类自由史上承前启后，非同凡响。从中也可窥见加尔文主义自由观和政治观的两个关键词。诺克斯在君王面前所彰显的，是“圣约”（Covenant）之下的自由。国王和平民的灵魂之所以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一样处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之下。一方面，他们一样被圈在罪性里面，人人都败坏到一个无法自救的地步，所以世上没有道德和人格意义上的贵族可言，“精神贵族”和“道德楷模”，都是对一部分人的偶像化。另一方面，他们一样被赋予了人的尊贵（上帝的形像）和治理看守这个世界的权柄。他们一样都活在上帝与人的圣约当中。在加尔文那里，上帝的公义被视为一切世俗法律的源头。对世俗权柄的反抗就被包含在这一信念当中了。但加尔文是保守的，他谨慎地认为，当“高级别官员”违背上帝的公义和律法时，人民有权根据圣约所赋予他们上帝子民的地位，在“低级别官员”的带领下反抗暴政。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胡格诺派，在遭到弗兰西斯一世的残酷镇压后，出色地发挥了这一人民反抗的信念。1572年后，胡格诺派信徒写作的一系列小册子如《反对君主专制》，堪称人类近代史上以个人的灵魂平等反抗国家权力的宣言。同时，为了赢取天主教温和派的支持，他们的论证开始了一个“更多的宪政主义和更少的新教神学”的趋势，对之后苏格兰“盟约派”和英格兰清教徒的政治观影响极大。
而诺克斯比加尔文和胡格诺派的立场更加尖锐。他的自由观，几乎完全建立在对《旧约》的释经之上。诺克斯以“圣约”的概念看待整个国家。甚至在整个人类政治史和宗教史上，大概找不出第二人，对政治国家当中的偶像崇拜，像诺克斯那样有着刀子一样敏锐而痛苦的眼光，和狮子一般的怒吼。当他在讲道中指控对世俗国家或君王的偶像化，就是对圣约的背叛、和灵魂的淫乱时，英格兰大使寄往伦敦的信中这样写到，“有超过500支号角在我的耳边吹响”。
在人民的反抗上，诺克斯也比加尔文更为激进。他认为，一个人最本质的身份，是他在圣约中“上帝子民”的身份。基督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拯救罪人，一个人透过基督的血，被重新带到上帝面前，带到圣约当中。这是出自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不是人的任何值得奖赏的行为。因此，每个基督徒，都有权利、也有责任站出来反抗一切偶像崇拜，尤其是政治国家当中的偶像崇拜，而无论是否有“低级别官员”领头出面。每一个渔夫、税吏和木匠，都不能对自己身上那个持守圣洁、反抗偶像的神圣呼召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基督教圣约观之下的、超越性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诺克斯对什么是偶像崇拜，也下了一个深得圣经真意的定义，不但对基督信仰而言，对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政治学而言，都是极富启发性的。他说，“一切不彰显上帝的道的敬拜”（all honouring of god not contained in his holy word），都是偶像崇拜。
这是加尔文主义神学，在近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兴起之初，对其最透彻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改革宗神学及其政治伦理，为人类自由修筑起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马其顿防线。这道防线，从德国和瑞士发轫，在法国和荷兰短暂停留，随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伟大的传统，直到西渡北美，在那里发芽结实，建立起一种渗透了加尔文主义精神的自由宪政体制。对加尔文主义的传人诺克斯来说，所谓自由，就是一个卑微的罪人，站在圣约当中领受恩典，并以此抵抗对自我中心、对世俗国家和对公共权力的各种偶像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