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好东西都是从苏格兰来的，凯利也是苏格兰人，爱丁堡大学博士，近年出过几本书，是颇有名的福音派学者，加尔文《撒母耳记》讲道集的翻译者和研究者。这本书，起因于一个神学家与法学家的联合研讨小组。在宗教与法律的混合视野下，作者论述了加尔文主义在16-18世纪对五个政体（日内瓦、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影响，并如何持守和参与演化出这一人类政治自由的传统。凯利也分析了加尔文主义影响的一个世俗化过程。及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此书一前一后，凯利还提出两点引人注目的论述，一是加尔文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传统及与当时人文主义的关系。在被称为“以经解经”的历史-文法的释经法上，加尔文受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和熏陶，凯利让我们看到这种影响的正面价值。而在政教观和民主观上，加尔文的老师、中世纪晚期著名的经院神学家约翰·梅杰对他的政治学说有着重要影响。梅杰是天主教内部主张主教会议的权柄高于教皇的“公会议至上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从政体史的角度看，近代从欧陆到英美、从教会到国家，有一条明显的代议制民主的演变线索，即从中世纪天主教的“公会议至上运动”，到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传统，再到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府。

　　在本书末尾，凯利评论说，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影响，有一个逐步从圣经的根基，到世俗化自由主义的历程。当圣约与国度的观念逐步被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观念所取代时，加尔文主义对历史和当代政治观，尤其是对政教观的影响和更新的力量，就慢慢衰微了。当人类的自由，试图从孕育它的根源中脱颖而出；就如米开朗基罗在加尔文写作《基督教要义》的时代，雕刻的那组从石头中挣扎而出的人像一样。从16世纪到21世纪，人一直渴望着独力完成对自我的论证，国家也渴望着成为宇宙间的唯一国度。那么近代以来古典自由的遗产，在今天何去何从？凯利留下这个超出了学术史范畴的问题，就掩卷停笔了。

　　作为思想史的译介与描述，我也只能在这里停笔，等待新的起头。

　　2008-03-20于红照壁。

　　（部分载《书屋》2008年7月）

　　凯利（Douglas F. Kelly）：《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对5个政府的影响》，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