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圣力
读完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作者陈谦），我被故事深深地感动之余，也被作家的善良之心感动，这个善良来自作家对历史记忆的清晰和反省。那是我们曾经的疼，是我们尚有良知的人性的疼。它感动着读者。当然了，以文学的概念来评价这部作品，这也是一部难得的好小说。
“特蕾莎”这个名字，或许我们很熟悉，或许也陌生。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就是修女（神父）特蕾莎（也有翻译为“德兰”的），他的一生，极尽自身所能对穷人之爱，并因此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和爱。但是小说里的特蕾莎与那位仁慈致爱的特蕾莎没有关系。小说中的特蕾莎是我们的“特蕾莎”，她来自西南边陲广西。小说作者陈谦的青少年时代在广西南宁度过，她于1989年春赴美留学，现定居硅谷。她视写作为生活奢侈而本质之必需。
我不知道她说的：视写作为生活奢侈而本质之必需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但我从她的小说里，从《特蕾莎的流氓犯》里读到了善良，读到了人性，读到了对人的爱。作家对历史反思深刻，对历史记忆清晰，对历史的问责理直气壮。这种真诚的反省，正是发自作家心灵的对人的爱。或许这就是她说的“本质之必需”吧。
《特蕾莎的流氓犯》这部小说，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小说，作者对故事有高超驾驭能力，这部作品的结构，叙事，语言都很完美，无须赘述。我们也不能仅仅以文学的价值来衡量这部中篇小说，它所承载的信息十分厚重，无论是从文化的层面，还是从文学的层面，都值得认真去读，然后真诚地沉思、思索，反思我们的历史中、人性中，曾经的罪错，曾经的愚昧，曾经的忠诚，现在的苍白，现在的麻木，现在的失忆。
《特蕾莎的流氓犯》讲述了两个几乎相同的故事，关于两对少年男女春情萌动期发生的故事。但他们是不幸的，四个孩子的青春期恰逢文革岁月，也因此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失败，以及性格的扭曲。那时人们思维保守，行为规矩，社会却是混乱的，人们都像虔诚的宗教徒，尤其憎恶婚姻之外的情爱发生，对青少年的男女接触更是深恶痛绝。特蕾莎的流氓犯便由此而生。在劲梅十三岁时发生的一切，使她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并给她留下了记忆的疼痛，这个伤害，对于一个青春萌动期的少女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甚至倒错了她的女性心理。
“她对所谓的爱情没有向往。她看男人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杯清水，连心思都是淡的。她想她或许也是爱爱情的，却爱不上男女之情。她约会过一些男人，在她年过三十之后，她跟他们出去吃饭，喝酒，看戏，郊游。但是她跟他们的关系全在肉体接触之时停下来。她惧怕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伸过来，穿过她的衣领、解脱她的纽扣、扯开她的拉链，令她听到怪兽在清冷的月夜下嘶吼一般，她让那吼声吓住了。她想过像欧美女人那样去看心理医生。可是，她们要寻找的是不知名的怪兽；她却认识那只怪兽。”
当特蕾莎（在科学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女人）要在异国他乡见到她的流氓犯（以研究文革历史，探询文革真相的学者）时，她内心深处泛起了对自己过去的回忆，而这记忆一直折磨了她几十年。她试图在这次见面时，对自己的流氓犯袒露心灵深处的愧疚，并真诚致歉，以清净自己的心灵，使之恢复正常，本分安宁地做女人。
但他们的见面却充满了戏剧性，他与她的忏悔，虽然都来自心底，是那样真诚，那样彻底，可倾听者却不是倾诉者要寻找的对象。文学的魅力由此可见，如果这情节不是作者刻意的安排，那么一定是我们生活里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几十年过去了，那曾经的往事，仍然使读者心疼，使读者不得不为我们曾经的罪错行为和疯狂深深地反思。
教授古文的父亲为她取学名静梅，而她入学时正是文革改名高潮，所以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劲梅”，这个劲梅便是后来的“特蕾莎”。另一个女孩子的家庭要悲惨得多，是一个被下放了的右派之家，父亲在农场改造，哥哥在另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做工，一家人天各一方。女孩名叫李小梅，后改为李红梅，她被爱她的少年称为“小梅”，事情发生后，她和她的家随着迁徙消失，不知去向。这也是后来的学者王旭东到处打探寻找她的重要原因。两个故事里的少年都叫“王旭东”，都生长在军队干部之家，他们的父母都是手握权利的人。这个王旭东，虽然不是一个人，但他们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他们当时的生活相对安稳，阔绰，家里有洋房，有花园，父辈也没有受到冲击。
劲梅和她的王旭东结识于后者院子里的番石榴和他家里珍藏的图书。她在他家里看到了许多外面见不到的书，《红楼梦》《青春之歌》《迎春花》等等，还有大摞的《大众电影》。少女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使她接近了他。两个少年交往纯净，情思萌动自然，却因了劲梅的家教保守或说对情爱无知，而拒绝了后者的接触。其实，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身体接触发生，仅仅是旭东想要接触她。问题出在后来劲梅看到了旭东与自己的好友搂抱的场面，她在心里爱的萌动中，产生了对好朋友的嫉妒，愤怒中去好友家里告发了王旭东，并导致事件扩大，旭东因此被批斗，并被以“少年流氓犯”的罪名被宣布开除学籍，扭送到师院在近郊邕宁县的五七农场劳教一年。从此毁了他的前途。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王旭东身居高位的母亲，并没有责难劲梅和她的家庭，没有逼迫她修改她诉说的事件过程，也没有袒护自己的儿子。这种为官公正的行为，在当时并不少见。如果是现在发生的故事，那么，我相信，这个旭东一定安然无恙。遭殃的是告发他的人。道德行为和人格标准的颠覆，永远也不会产生特蕾莎的流氓犯，更多的是告状刁民的增生，譬如作品里另一个少女一家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