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一）　　

    认识自己的时代，给“当代是什么”以本质规定性，历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但按照德国当代哲学家维尔纳·马克思（Werner Marx）的说法，又只有极少数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才能胜任这项任务，“其他人，即‘参与哲学活动的人’，当然包括我，具有下列功能：他们首先应该保持使传统思想受到重视，因为这些传统思想曾代表过一个时代，从而能在沉思传统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将导向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检验目前所有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基本规定性，看看它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把握‘当代是什么’这一问题，看看它们自身能否发生变化。在那些当代的构思中能有效使用新范畴的地方，他们必须发掘这些新范畴并讨论它们。”（1）

　　尼采无疑应该算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对我们来说，也应该看看他是否有哪些“新范畴”能够以及如何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代是什么”这一问题，并“看看它们自身能否发生变化”。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大卷海德格尔所著的《尼采》，就从尼采的思想中发掘出了“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和“欧洲虚无主义”这样一些“哲学基本规定性”，并“在那些当代的构思中能有效使用新范畴的地方”讨论了它们。

　　海德格尔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尼采·前言》中就说：“文中所作的重复言述乃是为了一再重新去深思若干规定着整体的思想。至于这些思想是否、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广度保持为值得思想的，这是要通过争辩来澄清和裁定的。”（2）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章“回忆到形而上学中去”中，海德格尔再次强调：“一位思想家的历史性（他如何为历史存在所要求、并且响应这种要求）决不是按照历史学上可计算的作用来衡量的，即决不是按照他那些在他那个时代总是必然地被误解的意见在公共流通时所发挥的作用来衡量的。这种历史性的尺度就在于思想家对自己的内在界限的原始忠实。不知道这个内在界限，而且是由于对未被言说的不可言说者的切近而不知道这个内在界限，这乃是存在的一份隐蔽礼物，是存在赠给被召唤到思想道路上的稀罕思想家的一份隐蔽礼物。”（3）

　　这样，哲学家与他的时代，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是为他的历史存在所要求并响应着这种要求，以及什么叫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所具有的“历史性”（历史意义或历史影响）就大体上比较清晰了。特别重要的，就是思想家的“内在界限”。这种“内在界限”是思想家的，更是我们自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思想家对“未被言说的不可言说者”有了一种“切近”，但我们却浑然不觉。

　　也许更有人愿意如海德格尔那样讨论尼采分别作为艺术和认识活动的“强力意志”以及他的“永恒轮回”、“虚无主义”等范畴；但这并不等于就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尼采”。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能代表尼采思想的“实事”（海德格尔说，实事即争辩）等着我们去“发掘”，而且说不定只有自己“发掘”出来的东西才是“存在的一份隐蔽的礼物”。

　　1881年6月23日，尼采在给一位威尼斯的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您手里有一本《曙光》，请您再向我显示一次诚意：请您哪一天拿上这本书到海滩去，把这本书完整地读下来，并试着从中得出完整的东西来——即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尼采其人其说》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认为只有将尼采著作中每一句似非而是的表述概括起来，“阅读时的重重困难才会显露出来。只有接触到尼采思想的起源处，研究尼采才会变得有可能富有意义。尼采所要求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不是目的，而是思想的源泉。这才有了读者当做之事。”（4）

　　这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对思想的范畴而是对人的感受性这一意义上的“实事”。

　　其实这样的意思在海德格尔的《尼采》中也有所表示。比如他说“思想家自己决不能道出他最本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必定保持未被言说，因为可言说的词语是从不可言说者（des unsagbare）中获得规定的。”（5）

　　可言说的词语是从那种“不可言说者”中获得规定的，“充满激情的状态”是思想的源泉。

　　所谓“不可言说者”，并非就不去言说，而是不可以范畴加以规定。

　　在这一点上，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联手向传统形而上学发起挑战的那一刻起，二人就是一致的。

　　然而一旦接触到尼采，二人的区别立即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