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兑斯本人对此的回应是：“我要透过这本书，直截了当地把握那个在它后面的人。同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个人的价值如何，他有趣，还是索然无味？如果他是有趣的，那么，毫无疑义，他的著作也是值得了解的。在最高的知识领域内，关于对与错的询问一般总是不恰当的。”“没有哪位成熟的读者是抱着以至于宣传尼采观点的意向来从事他的研究工作的。在考察某一学说时，我们并不幼稚；然而，当考察某一个人时，我们就不一定那么在行了，当发现一个人——一个有着稀有禀赋的人时，我们便会感到欣喜。”

　　勃兰兑斯为自己的辩护，至少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很有启发：“书”（学说）比书后面的“人”（作者）要好了解；而我们之所以要研究一个“人”的“书”，不在“对错”，而在是否“有趣”；“书”的“有趣”表现为“是否值得争论”，“人”的“有趣”，则看他是否具有某种“稀有禀赋”。看来勃兰兑斯是主张把“对错”改换为“好坏”的，“好”就是“有趣”，“坏”就是“索然无味”。也正是在这里，涉及到了勃兰兑斯使用在尼采身上的一个专用“术语”：“贵族激进主义”。(12)

　　前面说了，尼采对“贵族激进主义”这一术语表示了赞赏，但这只是一种有保留的赞赏，因为他本人更喜欢“非道德论者”。

　　用勃兰兑斯的话说，“贵族激进主义”是一个政治信念问题（他本人也持这种政治信念），而“非道德论者”则是一个生活信念问题，范围上要比“贵族激进主义”宽泛许多。我们也许可以在并不确切的涵义上把这二者的关系理解为政治观与伦理观的关系。仅就政治信念而言，勃兰兑斯认为他与尼采是一致的，一旦把政治信念扩展为生活信念，他也就立即表示出与尼采的不同。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讲到尼采时，强调要把他贵族式的伦理观与贵族式的政治观区分开来。他说，信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人可能是民主主义者，也可能认为只有贵族制的政治才能促进一般人的幸福，这只涉及贵族式的政治理论；而贵族式的伦理则把问题集中于贵族与一般人的区别上，认为“一般人的幸福并不是善本身的一部分”，在少数优越者之外的“一般人”的善恶或遭遇总体来说无足轻重。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少数优越者所认为的形容词“好的”（good，英俊的、高贵的、富有的、勇敢的、强大的、有力的、富有天赋的等等），在一般人那里恰恰名词化为“恶”（bad）；于是与“好的”相反，“平庸的”、“贫穷的”、“无力的”、“乏味的”、“简单的”、“低能的”反倒成了道德上的“善”（good）。

　　罗素就曾这样自问自道：当一般人（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愚民）团结起来造反起义，要砍掉贵族们（优越者）的头（比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阻扰个体弱小者们之间的联合以避免他们用人数上的优势来打倒或推翻个体上的强者呢？答案只能是设法促使“人口当中强韧而雄健的分子之间的联合。创始这种联合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扬尼采哲学。”（13）所以在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之间实际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你只能在伦理学（生活信念）上表示不赞成尼采，为的是不激怒“一般人”，怕他们在一种共同道德的信念下走向联合；但在政治哲学（政治信念）上又不能不依赖于尼采，以促成“优越者”们的联合，维护“上智”与“下愚”不可混淆的界限。这几乎就是现实生活中一切统治者的看家本领（14），或者也可以理解为道德上的卢梭主义加政治上的尼采学说。道德学说一般情况下总是为“一般人”（弱者）说话的，政治哲学则可以公然（或隐晦）地站在“优越者”（强者）一边；而当“一般人”（弱者）成为了政治上的“强者”（执掌了国家政权）时，政治也就必不可免的道德化，成为国家的道德意志。

　　当尼采说自己是一个“非道德论者”时，是要通过对“生活信念”中的“道德主义”的否定而突显自己的政治信念或强者立场。

　　尼采为人们在政治立场上的隐晦而愤愤然。他说：“如果几千年来真理都在同谎言做斗争，我们就会感到震惊……何以从未有人梦想这类事情。政治的概念完全肇始于精神斗争……只是从我开始，世上才有了大政治”。（15）

　　雅斯贝尔斯说，只是由于离群索居、孤独寂寞，从现时代到最遥远的未来这一最为广阔的视野来考虑人类生活的整体，尼采才寻求到自己最终的目标，这就是他的“大政治”；“尼采的政治不是涉及特定国家形势中的小政治，不是实际性的、在一段时间发挥作用的政治性的这一切身的政治，只有它的起源才优先于一切特定行动。尼采称之为‘创造’。尼采的政治思想的抽象特点在于，它源出于对创造性起源的审视，二者又是在反对一切单纯持存之物、现存之物，趋向未确定的未来的运动之中的。”（16）

　　尼采哲学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认为人只有认识现实的“方式”，而不存在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现实”；因为“现实”并不存在于人“之外”，这也可以理解为“方式”即“现实”，或者说，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存在。这就与他的只有“充满激情的状态”才是思想的源泉有了一种“人本学”意义上的联系。

　　这种“人本学”无疑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印痕，而他的“大政治”，也就随之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国家篇”中的理想色彩，尽管他在个人意愿上对此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这一切，全与他对他的时代的认识有关。从总体上说，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无论是前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变迁，现在之所以是真的，而不再仅仅是现代性意义上曾发生过的那种思想启蒙所借助过的旗号，就在于哲人们对现时代有了全然不同的的本质规定性和对生活的那种茫然无所措的感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