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开始处曾热情讴歌了“现代自然科学”，认为它“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因为从这一时代开始，还伴随着另外一些更为重大的社会变迁，比如“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人类“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等等；总之，“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7）

　　三个世纪后，也就是当恩格斯写下这段话时，那种源于“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已经使“重估一切价值”成为时代的思想运动的旗帜；与此相伴随，功利主义也就认定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尘世的福利”，只有幸福冲动才是道德的基础，德行必须以某种程度的幸福为前提。作为一种继承性的反叛，“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反抗发展到最高峰，主张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只有超人的权力意志作为绝对价值而继续存在并审理每一为之服务的手段。在‘高等’人看来，不复存在任何形式或标准，无论是逻辑的还是伦理的。超人的独断意志顶替了‘理性的自主性’，——这就是十九世纪所描述的从康德到尼采的道路。”（18）

　　现在让我们看看尼采是怎么概括这一过程的：“现在让我们很快扫视一下我们的时代吧！我们惊愕地发现，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而现在我们又是在怎样一种夸张与矛盾的迷茫中看到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我们这些看到了问题的人的罪过呢，还是生活和历史真的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祥之星已在它们之间升起？”

　　“哦，你这过分骄傲的19世纪的欧洲人，你莫不是疯了吗？你的知识并未使大自然最终完成，它只是杀死了你自己的天性！用你行动之力的深度量一量你所学知识的高度。你攀援着知识的阳光直上天堂——但同样也陷入混沌。你行动的方式毁了你，大地从你脚下溜向无人知晓的地方，你的生命无所寄托，只有一些蜘蛛网，而你知识的每一击都会将那些蜘蛛网撕得支离破碎。”（19）

　　在雅斯贝尔斯的《尼采其人其说》中专门有一个小标题，就叫“当今时代”。尼采认为“当今时代”，一是机器带来了一种命运，二是公众决定着时代的风尚，而“这一切的实质就在于，世人全都被剥夺了实质，倾向于伪善地生活，对伪善之物而不是对真实之物欢呼雀跃，每个人都愈发地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伪善地生活。”

　　这种“伪善地生活”表现为“文化被有关文化的知识所取代”，于是文化也就被分割为若干“自主的文化区域”，而生活则变成有关如何生活的知识。“整体性的要求”不复存在，各个“文化区域”里的“生活知识”也只有在回避宗教与政治的冲突中聊以自慰。

　　一个宗教，一个政治，它们之间的冲突从来就不是“知识”所能解决的。列奥·斯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说，这种宗教与政治的冲突，说到底取决于是要“人的指引还是神的指引，前一种选择鲜明地体现在原初意义上的哲学或科学中，后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任何一种调和和综合都不能解除这一困境。”（20）你如果相信“人的指引”，那就站在“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上；你如果要过一种“顺从的爱的生活”，那就听从《圣经》的召唤。

　　那么哲学干什么呢？或者换一种问法：“为什么要哲学？”（warum philosophie?）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回答“为什么要哲学”的问题，哲学也就只可能基于“一种无法证明的决断或一种信仰”之上。

　　启蒙运动回避了这两种生活选择之间的冲突，轻而易举地认为自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个自己所创造的新世界之中，而且相信自己会历史性地抹去敌人（也就是别种选择）的位置。这话是迈尔（Henrich Meier）说的。他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中区分了前现代的理性主义与现代理性主义。他说，前现代的理性主义把上帝的律法、神圣的预定和先知理解为政治的论题，把建立“完美城邦”视为启示的存在根据，哲学在为启示信仰确立根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代理性对解释自然同样不乏兴趣，也同样致力于以哲学来理解启示信仰，但他们的辨析却不是由奠基者（上帝的律法、神圣的预定和先知）的目光所引导的；引导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理性的目光。如果说前现代的理性主义看到的是共同体生活的整个秩序，“这种秩序把宗教和政治统在一起，把宗教、政治和道德法则看作整体上对个人的生存性要求”的话，现代理性主义则通过有效的分离政治与神学来保障哲学的自由。于是，这种保障就只有通过与政治主权的世俗结盟才能实现。在前现代理性主义那里，哲人生活的前提和权利体现在“从哲学上论证律法”，以便彻底理解律法，把律法理解为共同体生活的政治－神学秩序；而对现代理性主义者来说，与世俗主权的结盟则使得哲学或者为世俗主权的不断支配自然和全盘改造人类生活、理性地重新安排社会提供知识，或者因对世俗主权和现存生活的不满而“给出新的生活方向”。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切实际的政治期待和深深的宗教渴望扎根于哲学的中心。”（21）